了解近代中国三次民间觉醒的时间

了解近代中国三次民间觉醒 自甲午一战，日本即成为中国的最大克星。 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近邻这个蕞尔小国也以“友 邦”代“倭”。中日关系没有越大越僵，反而越打越密，垂死羸弱的清廷再不敢 举枪叫板，而是代之以橄榄枝，频送秋波。 到了北洋军政府时代，日本主宰皖系段祺瑞部，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亚 洲大哥易主，昔日大哥，如今跟着小弟混，远东外交，“日主中从”的局面形 成。 在“日主中从”半个世纪里，在日本的刺激下，近代中国发生了起于民间 精英的三度觉醒。 第一次为戊戌变法，乃康梁等书生发动，“公车上书”是晚清读书人“以日 为师”的愿望与发端，虽因保守势力强大仅维新百日而未果，但毕竟唤起“向 天敌靠拢”的猛醒。 第二次觉醒，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日本东京。苟延残喘的 清廷令中国民间精英看到了和平手段的无望，转而奋起暴力革命。黄兴、孙 中山等组建革命党同盟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均远渡日本蓄势待发。其间革 命党人，大多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日本“铁 血”的武士精神影响。据有非凡果敢的行动力。 他们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另一方面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等近 代思想家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 信念。历尽磨难与牺牲，最后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中国成为 历史， 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其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极为推崇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一辉认为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 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 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 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 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政治革命的阐述，但客 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它既是“以日为师”的继续，也 是“以日为据”的胜利。 正如当时的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 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 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见识，或许就是“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的旁注所在吧。 然而，即便近邻助产，也并不会使久病的老大帝国迅速崛起，辛亥革命 之后，日本仍是压在中国心头的一块巨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 且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自《二十一条》，日本堂而皇之成为北洋的太 上皇。“日主中从”的局面呈“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这种尴尬 而屈辱的局面推向极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日本见风使舵，趁火打劫，对德宣战。然而日 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 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但却是日本在巴 黎和会显耀的资本。这种摆在桌面上的硬实力，不是靠中国外交人员能够改 变的。 尽管中国谈判代表有的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政府却指令：一切跟 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段祺瑞的政府没有日本人扶持更支撑不下去，岂敢对日 说个“不”字?“日主中从”成为既定的外交国策。 从实力与国际地位而论，日本是有资格藐视中国的。在巴黎和会上，日 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席位 5 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 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 少，仅有 2 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 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一再坚持下，中国希望得到 5 个席位 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巴黎“分赃会”上，中国外交受辱，引发举国觉醒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 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也是日本刺激下的第三度觉醒。 天敌可以令你自断尾翼，也可令你长出翅膀，虽然中国民间从日本那里 得到三度觉醒，但可叹，从政府层面上，近代中国政府五十年间，得过且过， 有舍无得。 了解近代中国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 1898 年 6 月至 9 月 21 日以康有为、梁 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 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 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 第共 6 人被杀，历时 103 天的变法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起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