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学从“边缘”走向“前沿”

[内容提要]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因对公共 经济管理行为和企业边界确定理论的贡献，被授予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 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出发，通过对大量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 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管理得很好，而在许多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 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治。威廉姆森通过交易费用的界定、合 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析了交易属 性、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诺贝 尔经济学奖从 1969 年首次颁发至今，已整整 41 届了。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性 别、国籍、年龄、领域、成果来看，呈现出许多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 已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主流社会思潮。 [关键词]公共资源自主治理治理结构企业边界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37-10 作者：祖强 北京时间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7 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基金会 宣布 200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兼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 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IinorOstrom))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 弗?E-威廉姆森(OIiverE.WiIIam)son)，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 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贡献和威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经济管理 的分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1933 年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1965 年获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是该校政治理 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 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 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 了众多的荣誉，这也使她成为自 196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得此项 殊荣的女性。威廉姆森 1932 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小镇，1963 年获得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 1966 年 9 月他在华盛顿担任了反托拉斯部长的特别助理。1977―1978 年，威 廉姆森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密切注意了法学界关于合同法的最新研 究成果，并由此而发表了重要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管理》。他 的活动领域包括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组织 理论和政治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发表过重要的论文。奥利弗?E-威廉姆森被誉 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 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 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自主治理――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模式 公共资源如何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然 而，经常有人认为，鱼群、牧场、森林、湖泊等公共资源由于公共所有权会导 致过度使用，会因为许多人共同使用某一稀缺资源，而导致资源退化，即会出 现哈丁所批判的“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等现象并困扰着人们。如何克服这 一难题，许多学者都认为，除非资源彻底私有化，以减少资源利用中的负外部 性，从而约束行为人资源利用的强度，或者政府强制通过税收或配额进行控制， 以遏制私人利益对资源的侵蚀，保证资源利用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否 则，人类很难摆脱这些悲剧性的梦魇。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 问题。但是，事实又表明，当今世界虽然到处都可看到“公地悲剧”，但许多人 却自主地摆脱了公共选择的悲剧。例如，瑞士的图拜尔山地管理模式、西班牙 的胡尔塔灌区管理机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因社区成员共同管理而导致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如何对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奥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 题出发，通过对大量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 管理得很好，而在许多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 者自治。因此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 集体行动，并由此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制度理论，为避 免公共资源的退化、保护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共资源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 提供了自主治理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奥斯特罗姆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公共资 源使用者自我组织、自主治理理论，并通过理论推演和实地经验证明了自主治 理能够有效地使公共资源使用者持续地使用资源。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 主要内容就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 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 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 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275]。 为什么奥斯特罗姆得出的公地并非必然导致悲剧的观点与传统的公共 经济理论相悖，奥斯特罗姆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理论在博弈分析的方法上 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们只是使用一些极端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 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 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的范围，它们就难以预测结果了。 经济模型只是分析工具并非现实本身，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始终存在着不可逾 越的鸿沟。由于奥斯特罗姆坚持长期不懈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因此， 她深刻地指出，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告诉我们，这些制度模型远未能反映出现实 世界的复杂性，其本身的效用也是有限的。人们所需要的是进一步推进理论的 发展，总结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变量，从而能够解释和预测在什么样的情 况下，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较有可能通过自主组织来有效地治理 他们的公共池塘资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则很难有效治理。这就是说，当现 实条件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 常接近。她认为，在规模较大的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中，由于缺乏沟通，每个人 都独立行动，没有人注意单个人行动的效应，改变现有结构的成本就很高。在 那种环境下，这些模型对预测人们行为是有用的。然而，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 资源中资源占用者的行为，这些模型就几乎派不上用场。在这种情形中，人们 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打交道，因此他们有可能知道谁是能够信任的，他们的 行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对公共池塘资源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把 自己组织起来趋利避害。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有了共同 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 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成本。[注：魏姝-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 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可见，在奥斯特罗姆看 来，在规模较小的公共事务治理和资源利用中，长时间的共同居住、交流，彼 此建立了信任感和共同的行动准则，人们就能够从关心他人和群体利益中获得 满足。有了这种特质，人们就会产生合作的愿望，人与人之间就能为维护公共 利益而组织起来，通过自组织行为产生一些规则、个体利用行为规范、监督和 惩戒机制等，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而社会资本就是公共资源使用者 调整博弈结构的关键因素和共享的社会规范，对有背叛行动的行为人具有较强 的约束力，从而从负面激励公共资源使用者相互合作、自我组织。为此，为了 使自主治理能够很有效地使公共资源使用者持续地使用资源，服务于社区共同 和长远利益，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成本并依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政策。应该 说，制度分析在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 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通常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集中分析某个单一 层次制度，很少探讨多个层次的制度设计和变迁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参与者 的行为，而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共资源作为一种产权选择制度远非传统经济学理 论所认定的那么脆弱，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制度安排。她考察了多个层 次制度及其变化对参与者行为的影响。而且她采用动态分析的视角，即不是像 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假定有些制度对某一特定分析而言是外生变量，进行比较静 态分析，”“认为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应该同时考虑所涉及的制度的变化，将其作 为内生变量来处理”。[注：柴盈，曾云敏.奥斯特罗姆对经济理论与方法论的贡 献.经济学动态，2009(12)：102]奥斯特罗姆在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分析时考察 了三个层次制度，她认为制度可以界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其中最低层次是操 作制度，即直接影响占用者有关下述问题的日常决策：何时、何地及如何提取 资源单位，谁来监督并如何监督其他人的行动，何种信息必须交换，何种信息 不能发布，对行为和结果的不同组合如何进行奖励或制裁等。其次是集体选择 制度，即间接影响操作选择。通常由占用者及其公务人员或外部当局在就如何 管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定政策――操作规则时使用。最高层次是宪法制度，即通 过决定谁具有资格决定用于制定影响集体选择规则的特殊规则影响操作活动和 结果。奥斯特罗姆还指出，单就每一个制度而言，都有其长处和不足，而且会 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那 么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常常面临着自 然灾害和高度本土化的特殊环境，如果制度安排过于僵化而无法处理这类独特 情况，它很可能无法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 德，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133]。她强调，一 个层次的制度变更，是在较之更高层次制度中发生的，而且更高层次上的制度 变迁通常更难完成，成本也更高。社会的复杂性呼唤制度的多样化，制度的多 样化会使得不同领域和性质的社会问题可以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由于她细化 了多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使制度分析更加贴近现实。她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 道》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规则，并非只有法律上的规则， 也包括习惯法、乡规民约等方面的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很可能是有效的规则。 把非正式的规则纳入制度分析的范围，应该说进一步开拓了制度分析的视野。 治理结构与企业边界的确定 威廉姆森因为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而分享了 2009 年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通过交易费用的界定、合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 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析了交易属性、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 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 “交易”这个概念在正统经济学当中早已存在，但其应用范围比较窄，后 来康芒斯将这一概念一般化了。他认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当我们分析交易 时，我们发现它们分成三种类型，可以区别为‘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 易”[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74]。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 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限额的交 易，即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指出，这三种职能上相互依存的交易，共同 构成我们称做“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个组织。威廉姆森一方面将“交易”界定为产品 或服务在技术可分界面之间的转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时， 各种研究方法的很多差别都源于其行为假定上不同。在他看来，现实的经济生 活中的人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而是“契约人”，“契约人”的行为 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并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威 廉姆森认为，“理性问题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大化； 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注：奥利 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68]。 所谓中等理性，即有限理性，是指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 这一点的行为特征。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 易成本的动机，当然有限理性并不意味着非理性。既然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 交易者就不能完全搜集到事前契约安排的相关信息，也很难预测到未来交易的 所有偶然事件并以第三方能够证实的方式签订契约，因而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 威廉姆森还指出，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就需要正视为此所付 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机会主义是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人 们在交易过程中不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自 身的利益。它包括说谎、偷窃和欺骗等行为。机会主义又分为事前和事后，在 信息经济学中就是相应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交易者机会主义动机的驱使 下，契约签订后，就可能出现违约等风险，需要交易者根据交易的不同类型确 定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减轻因投机而导致的交易效率损失，并使交易双方树立起 信心。 威廉姆森认为，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在交易类型和治理结 构之间实现有效的的匹配，因此他将交易维度化，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 交易频率三个维度界定了交易属性，分析了交易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 关系。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解释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 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由于专用性资产与特定的生 产目的相联系，使得它们转向其他生产目的时就会大大贬值。这就会产生资产 “锁定”效应，从而可能发生“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包括环境和行为 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随机改变导致交 易方无法全面认知。行为不确定性是指，交易方对信息的有意隐瞒、扭曲而导 致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交易频率是一个相对的维度，也就是交易的次数。一 般来说，交易的次数多，治理结构的成本更容易得到补偿。因此，交易频率对 最匹配的治理结构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威廉姆森进一步指出，如果是通用 性资产，无论交易频率的大小，肯定是采取市场治理机制；如果是混合性或专 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应采取当事人双方再加上第三方参与的三方治理 机制；如果资产是混合的、专用性程度也不高，且交易频率较高，可采取由当 事人双方参与的双边治理机制；如果资产是专用性的，应采用由一方当事人统 一治理的一体化治理机制。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指出，企业作为一种制度 安排，在治理特定交易时由企业的能力和成本决定的相对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 业的边界。他说，“由于理性的有限，控制的跨度也就有限。如果一个人直接管 理的下级的人数是有限的，那么，要扩大企业的规模，势必要增加企业内部的 层次。这样，在信息传递中就会发生巴特利特所说的那种信息损失，而且这种 损失会按几何级数增大并积累起来。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管理层 次的增多，最终就会使控制中发生的损失超过其收益。这样，企业的迅速扩张 也就达到了其边界”[注：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 商务印书馆，2002：188]。决定企业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科层激 励扭曲和官僚主义成本导致不断上升的组织成本以及企业协调适应能力的弱化。 科层激励扭曲指的是资产滥用和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成本指的是企业家实施有 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方式或实现次要的战略目标，甚至寻租和牟取私利。当这 类组织成本上升以及因企业规模扩大使得管理层级增加而导致效率损失超过了 企业扩张带来的收益时，企业便达到其协调适应能力所及的最大效率边界。[注： 崔兵，卢现祥.威廉姆森企业边界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9(1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