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行全面依法治国？

“疫情”之下农村暴力封路现象频繁，面对这种乱象，在 1 月 28 日，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冠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专题会议就强调：对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 要立即报告党委、政府，依法稳妥处置，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虽然各级政府已经明令禁止不法封路，但是根据笔者观察，采取不当方式封路的现象 依然普遍存在。春节期间返回到了农村老家，由于处于河南南部，疫情相对比较严重。目 前附近的道路均已经被封堵，封堵的方式也比较粗暴，大多是采取堆积土，或伐木的方式 来拦截道路。 法作为一种调控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良善的法律得到普遍 的遵行也一直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但是疫情时期，不法封路的现象普遍存在又如 何去理解呢? 如果只是简单的归结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特殊时期缺乏监控力度。好似是一个答案， 但是这样的回答又并无助去揭露事情的本相。答案应该蕴含于广大农村民众的守法动机里。 而所谓的守法动机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一套共有的观念体系。这套观念体系很庞杂，往大了 说是自古以来代代相沿的观念习俗，往小了说是一个个个体的价值判断。 法律有用且合理的时候就遵守。比如前些年打鸟很严重，后来管控严格，大家意识到 这是违法的，也就没人公然违反了。 如果有人要反对，也不看看电视里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宣传。杀害野生动物是一个 错误且违法的事已成定论，媒体后面的国家公信力已经是最好的保证。当法律没用的时候， 不遵守也是天经地义的。疫情当前，人命关天。管你违不违法，把路封了，谁又能管的着。 况且大家都认为应该封路。之所以要列举这两种情形，其实也是通过农村这个角度去观察 一下法治中国建设的内里。 所谓法治便是依法治理国家，而国家便是由众多的人民群众所组成的。人民群众对法 律的遵守便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为了把问题细化，可以进一步的把广大的人民群 众分为农村与城市。 之所以要这样划分是为了进一步思考的需要，同时也是由法学的知识属性所决定的。 法学属于西方知识谱系的范畴。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法治”与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与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要清 楚一点，法治是全面的依法之治，不能说在城市里有一套法治，在农村又有另一套法治。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一个基本共识。“全面”二字已经有了 很清晰的意义。现代化的城市是工业文明催生的产物，与法治同根同源，不会有太多隔阂，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上不会有太多障碍。但是全面依法治国在农村去施行的时候，还有 诸多的不同之处的。工业化与信息化似乎是现代文明的主旋律，农村更多的时候更像是一 个被遗忘的角落。 虽然网络普及，农村的交通也比较便利，人手一个智能手机。但是整个农村的社会结 构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与城市还是有诸多的差异。西方知识谱系下的法学、法治在中国农村 遇到的困境实为逻辑上的必然，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体系的碰撞。 虽然这个“西方”并不是纯正意义上的西方(经过移植与重构)，中国农村所承载的传统观 念也已经面目全非(社会变迁，治理方针变革等等都在无形中重塑着一切)。 虽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当无法否认的是观念以及知识的传承性，因为根一直在那里。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我只能抛给你一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如果还要向源头处扒，那就显得无趣了，同时也离题太远，最终是“回濠梁之上”。归 根结底，法治在农村会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全面依法治国，我们要做到的是全面。如何去解决这种困境，法治文化观念的塑造是 一个核心问题，社会意识影响社会行为，只有真正的树立了法治文化观念，才不会有需要 的时候便守法，不需要的时候便不守法。而文化观念的改变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还需不要国家通过各种宣传形式不断的引导。但是此种方式会面临一个困境。 因为媒体宣传的说服力是由政治权威来保证的。而政治权威作为最后的担保必然会导 致对权力的拜服而不是法的拜服。遇到问题托人拉关系摆平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权力拜服的 表征。所以如何在农村塑造法治文化，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一个法与政治的问题。如何去解 决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德国的法社会学家卢曼倒是提出一种思路，可供参考。 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由诸多的功能性子系统构成。从功能性以及系统间的连接路 径、连接机制出发，去思考法律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间的关系。对于解决农村的法 治困境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