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为什么要求助袁世凯

戊戌维新派求助袁世凯的原因 一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 ： “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1895 年 5 月 7 日)，上书光绪帝师、军机大臣李鸿章，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 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 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 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 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 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 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 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 ， 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 36 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 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是难得。 二 1895 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 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 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 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 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 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 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 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 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 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 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 三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 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 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 年 8 月 2 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 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 20 天，8 月 22 日，袁世凯就将洋 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 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 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 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 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 月俄国强占旅顺，其他列强纷纷效尤， 亡国灭种之危迎面而来。在维新党人不断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1897 年 12 月，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急匆匆赶到北京，也向帝师翁同龢连上两 个变法说帖，力促维新。1898 年 3 月，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第五书痛陈民族 危机，疾言变法的同时，袁世凯又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龢， “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向翁同龢指看画报，“切言必分必合之道，必须大变 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四有人认为，如果袁世凯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杀荣禄，围颐和园，逼 慈禧交权，可促使变法成功。这实在是一厢情愿。6 月 11 日光绪颁布“明定 国是诏”开始变法，老谋深算的慈禧 15 日就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 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9 月初，慈 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已有不满之意，9 月上旬荣禄就已将聂士成部 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以备不测。9 月 18 日白天守旧 大臣到颐和园敦请慈禧重新训政，深夜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密商回天津杀 荣禄后提兵围园劫后，可 19 日慈禧已从颐和园回宫，21 日就重新训政了。 天津至北京一百多公里，要求袁世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夜返回天津， 19 日杀荣禄，然后倾其所有，提兵所部 7000 兵马，首先打败驻扎天津的清 军 3 万多人，再北上打败驻扎北京的清军 6 万多人，在 21 日之前杀入皇宫， 救出光绪，实在是不可能。果真如此，结局无非是戊戌六君子变成七君子而 已。 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事实俱在，后果已成。我们可以 惋惜袁世凯未能善始善终，但不能像要求具有崇高觉悟的现代革命者那样， 去要求混迹官场十几年的旧时代的袁世凯。 五 1914 年 1 月，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以“特阐幽光，用彰先烈” 为名义，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同年 9 月，内务部又按照 袁世凯旨意，在京师给“六君子”建立祠宇，并将六君子史事宣付清史馆立传 。 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表面上说是“用示崇德报功之意”，并“以昭激劝”民众，或 许还有表示对戊戌六君子的歉疚之意。 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 又曲折。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 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 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 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落后就要挨打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 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 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 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 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 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 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 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 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 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 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 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 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 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 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 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 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 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 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祖宗崇拜和“华夏中 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 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 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 “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 “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 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 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了世 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闭 关自守。在世界列强发展到那么强大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还 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很难在统治阶级内部得 到认可的，他们会认为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坏国本。因此，戊戌变法的另 一个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学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 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改革或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戊戌变法 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就该吸取这个教训，做什么都 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是不可 能实现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 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 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 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 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 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 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 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 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 后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资 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 并且，现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 比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综合国力越来越 强。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这个巨人正在醒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 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