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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社会的保守进步理念纷争
韩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理念对立现象,其中,韩国政治社会在对朝
统一政策上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导致的 “南南纷争”尤为典型 [1]。冷战期间,
韩国形成了强大的反共保守势力,1987 年民主化后韩国宪政体制出现重大
改革,为冷战期间受到压制的进步革新力量执政提供了机遇,在金大中—卢
武铉为首的进步政治势力执政期间,韩国的对朝统一政策出现大幅修正,结
果引起韩国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
韩国政治势力在对朝统一政策上的差异引起的纷争现象也经常被称为保
守和进步之间的对立。这些政策分歧不仅反映了韩国社会进步势力与保守势
力之间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也反映了韩国社会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保守势
力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反共主义的价值观; 而进步势力则主张抛弃或彻底反省
已经过时的 “反共”价值观[2]。由于 “意识形态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其功能,
同一意识形态可能在某一时期以革命性的的外观出现,而在另一时期却变得
保守。”
[3]如果考虑到这一变化,那么,保守和进步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同时,
在不同国家也有其特殊性的内容。根据韩国学者的分析,韩国政治社会保守
理念和进步理念之间的纷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国家的权力和功
能上的; 二是围绕对朝统一政策上的; 三是对美国和全球化的态度[4]。朝鲜半
岛解放初期,保守和进步之间的纷争表现为右派和左派在信托统治上的严重
分歧。冷战期间,保守和进步的纷争表现为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不可调
和的矛盾和尖锐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随着金大中总统的上台,保守和进
步双方在对朝统一政策上的矛盾演愈演愈烈,此后,国家安保和民族统一的
两难困境日益成为保守和进步双方争论的核心[5]。
冷战结束后至今,无论是保守势力还是进步势力都把朝鲜的变化和实现
民族统一作为政策目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来
看,保守理念以扞卫大韩民国的正统性和自由民主体制为己任,重视市场经
济的发展以增强国力,重视韩美同盟关系来确保国家安全,对朝鲜体制和朝
鲜领导人持否定态度,所以韩朝关系往往呈现出对决状态。进步理念则以朝
鲜民族自主和实现民族和解为己任,有意弱化韩美同盟,对朝鲜抱有善意,
主张以合作诱导朝鲜体制变化推动民族实质性统一。但是现在,韩国在态势
上主导着朝鲜半岛的统一 ( 不管是保守主张的制度统一、吸收统一还是进步
主张的协商和平统一) ,如此,韩朝关系从根上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进而
导致统一的急迫性下降,安保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因此,在安保与统一这两
大政策议题上,保守和进步之间的理念对立还难以消除。
二、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
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的 “对朝统一政策范式”①按照其理念倾向可以区
分为三个不同类型:
一是金大中—卢武铉进步政府时期强调 “统一优先”的具有进步色彩的自
由主义对朝统一政策。
二是李明博保守政府强调 “安保优先”的具有保守色彩的现实主义对朝统
一政策。三是现在的朴瑾惠政府强调 “安保和统一”的政策,这其实是一种基
于非敌非友或者亦敌亦友的建构主义对朝统一政策思维。
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十年 ( 1998—2008) 期间,分别提出了 “阳光政策”
和 “和平繁荣政策”,这两大政策立足于民族主义理念确立了 “吸收统一反对” ,
“武力统一不容”, “和平、和解、合作、繁荣”的原则[6]。在对和平与统一问
题的态度上,进步政府认为,朝鲜不具有南侵的意志和能力,朝鲜是韩国的
兄弟和同胞而不是韩国的敌人。金大中政府时期,韩国放弃冷战对决意识,
反对尽快实现 “法律制度上的统一”,而是加强对朝支援,通过和解合作的对
朝统一政策诱导朝鲜体制的变化,分阶段发展韩朝共同体恢复民族同质性,
追求 “事实上的统一”[7]。卢武铉政府时期,反对将朝鲜体制和朝鲜政府妖魔
化,主张朝鲜难民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认为韩朝关系
改善和对朝人道支援有助于改善朝鲜人权问题,不愿在这一问题上对朝鲜施
加压力[8]。此外,进步政府均按照政经分离的原则对制约韩朝关系发展的政
治军事问题给予极大的理解和包容,使韩朝当局能够顺利地进行各种对话和
开展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步政府的政策与冷战时期的政策相比,具有以
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超越韩朝体制竞争的层次,承认朝鲜体制的正当性 ,
把朝鲜视为统一道路上的合作伙伴,实现朝鲜半岛问题的朝鲜半岛化。第二,
不同于国家安保优先的政策,进步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合作优先,实现了双方
关系活性化和双边交流规模的持续扩大,将处于竞争对立对决的韩朝关系比
较成功地转化为和解合作走向统一的关系。第三,在当事者解决原则的基础
上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通过两次韩朝首脑会谈,双方在和平问题和统一问
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取得一定成果。
因此,进步政府视朝鲜为合作伙伴、通过和解合作实现和平与民族统一
的政策模式称之为自由主义对朝统一政策范式。
李明博保守政府上台后,对进步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提出了新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2008 年 2 月,李明博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发
表了题为 《共同走向先进化道路》的演讲中阐明了 “实用主义”执政理念
[9]。在对朝统一政策方面,李明博总统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强调了韩朝关系的
实用性和现实可行性。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赵成烈指出,前任政府在对
朝统一政策实践上存有对朝核问题过于乐观、政策手段过于软弱以及维持分
裂现状的问题[10]。除了棘手的核问题外,对于李明博政府来说,关键的问
题是,过去单方面的对朝大规模经济支援并没有使朝鲜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
例如,朝鲜拒绝改革开放,在人道主义问题、国军俘虏和被绑架者问题以及
离散家属问题上没有给予相应的合作等,这些都让李明博政府感到无法接受
[11]。为此,李明博政府提出了 “无核·开放·3 000”对朝统一政策构想,由于
这一构想从开始就受到朝鲜方面的强烈抵制,此后,李明博政府于 2009 年
又相继提出了 “韩半岛新和平构想”和 “大妥协构想” ( Grand Bargain)[12],其
主旨仍然是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为重点,并以韩朝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项
目和六方会谈当事国的补偿为重要手段,促使朝鲜走上弃核、改革和开放的
道路,这些构想其实是对 “无核·开放·3 000”政策的继承和完善。一言蔽之,
这种基于实用主义执政理念的对朝统一政策的核心特征主要有: 第一,基于
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主张朝鲜是韩国同胞兄弟的同时,更是韩国的敌人
[13]。李明博政府主张,弃核是韩朝关系发展的前提,以此为基础,在经济
合作上坚持相互主义原则,促进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第二,在统一问题上,
李明博政府后来提出了三个阶段统一方案[14]。尽管如此,李明博政府认为,
朝鲜发生剧变事态时,韩国仍可以对朝实施吸收统一战略。李明博政府判断,
拒绝改革的朝鲜体制是没有希望的,除了在人权问题上依据人类普遍价值规
范对朝鲜施加压力之外,还提出了统一税征收机制以及设立统一缸基金,对
朝持续施加政治压力。第三,以韩美同盟为中心,加强和国际社会的沟通合
作。不同于进步政府时期的民族共助逻辑,李明博政府认为,无论是朝鲜半
岛的和平问题还是统一问题乃至自身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同盟国的支持,任
期内积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分别和美国的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就
21 世纪新型韩美同盟关系发展蓝图达成诸多共识。李明博政府这种把朝鲜
视为敌人,以经济实力和军事遏制力为基础的对朝高压政策属于典型的现实
主义政策范式。
在全面检讨进步政府 ( 1998. 2—2008. 2) 与保守政府 ( 2008. 2—2013.
2) 的对朝统一政策得失后,朴槿惠政府提出了新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朝鲜
半岛信任进程”[15]。作为四大国政课题之一,这一政策旨在以牢固的安全为
基础建立双方互信,发展双方关系,实现朝鲜半岛的长久和平,进而为民族
统一奠定坚实基础。为确保政策目标的顺利实施,朴槿惠政府确定了对朝统
一政策的三条原则,即保持平衡、不断发展的对朝统一政策以及与国际社会
合作。在制定对朝统一政策时,韩国充分考虑到国际因素对韩朝关系的影响,
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 “信任外交”和 “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政策。今年 3 月,
朴槿惠总统访问德国时提出了“德累斯顿构想”,内容包括优先解决韩朝居民
的人道主义问题,为韩朝共同繁荣构建民生基础设施,恢复韩朝居民之间的
认同感。今年 7 月,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安保室发表了题为 《在充满希望的
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书中明示了 “国防力量的强化、双方建立信任
发展韩朝关系、进行实质统一准备和发展韩美战略同盟”等各项内容[16]。
从上述不同时期发布的重要政策文件和书册来看,朴槿惠政府的对朝统
一政策是以解决朝核问题、发展韩朝关系和提高地区合作水平为目标的复合
型战略构想。具体来看,朴瑾惠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
一,以信任为媒介重建韩朝关系。这一战略构想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既不美
化朝鲜也不妖魔化朝鲜,希望朝鲜进行正确的选择,遵循国际规范,成为国
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第二,以遏制和协商两手策略推动朝鲜无核化进程和
促进安全互信。朴瑾惠政府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以及缓和朝鲜半
岛紧张局势,但不能容忍朝鲜核武装和其它武力挑衅,为此,韩国政府的反
击态度更为坚决。第三,根据双方互信水平确定对朝政策手段和经济合作规
模,为实质性统一奠定基础。
这既不同于进步政府时期的政经分离原则,也不同李明博政府时期严格
的相互主义原则,而是以积极的对朝接触政策从内部为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以韩美战略同盟为基础,加强和国际社会的多方协作,为统一创造有
利的外部环境。朴瑾惠政府重视韩美同盟的价值同时,也寻求中国政府对其
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并和国际社会在政策上进行协调[17]。总之,这一政策
以信任为媒介,坚持均衡原则,对涉及到民族共同利益的问题采取弹性,而
对威胁韩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采取刚性立场,寻求通过民族认同来建构共
同利益,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可以说这一构想属于典型的建构主
义政策范式。
三、对朝统一政策成效的若干评价
为结束民族分裂,无论是韩国还是朝鲜都把实现民族统一视为国家的重
大使命。冷战结束之后,面对韩美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
朝鲜担忧其体制安全,导致朝核问题的产生,这一问题遂成为朝韩关系发展
的重要变数。为克服韩朝之间的这些问题,实现民族统一,从上世纪 90 年
代后期开始,韩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范式,推动韩朝关系发展。
金大中—卢武铉执政的十年期间虽然制约韩朝关系发展的内外结构没有
很大改变,但双方关系还是取得巨大突破。进步政府期间最大的成果就是激
发了朝鲜半岛的统一民族主义并奠定了韩朝关系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冷战时
期相比,双边关系取得大量可见成果。据统计,在 1971 年至 1997 年的 27
年间,双方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进行的会谈次数总计 336 次,但 1998 年到
2007 年的 10 年间,就进行了 251 次。从 1993 年到 1997 年,双方仅达成
6 件协议,但 1998 年到 2007 年的 10 年间就达成协议近 173 件。双方关系
在交流合作上也取得大量成果,以首尔、平壤、金刚山和开城等地为中心,
双方交易规模从 2000 年到 2007 年间达到 66. 6 亿美元,而过去的 1989 年
到 2000 年间才达到 25. 26 亿美元。
人员交流上,从 2001 年到 2007 年,有近 405 977 名,而 1989 年到
2001 年间,才达到 28 686 名[18]。
此外,进步政府在人道主义领域也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金大中
政府时期的两次西海交战( 1999 年 6 月和 2002 年 6 月) ,以及 2002 年 10
月的第二次核危机和 2006 年 10 月卢武铉政府时期发生的第一次朝核试验
都表明这一政策范式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其中,“朝核危机突出地成为阻碍朝
鲜半岛双方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大障碍,使这种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难
以向更加实质的方向发展和拓展。”在韩国对朝统一政策的影响因素中,韩美
同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进步政府期间,“布什总统的对朝强硬路线以及不断
恶化的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对朝鲜半岛内部韩朝双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产生了负面影响。”[19]美国小布什政府在 “9·11” 事件爆发后,指责朝鲜是
“邪恶轴心” 的一员,美国政府的对朝敌视政策促使朝鲜在核开发的道路上愈
走愈远,甚至铤而走险。进而,韩美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导致同盟关系出现
弱化,这更加剧了韩国国内的安全危机意识,政府大规模的对朝经济援助和
朝鲜持续的安保挑衅最终诱发严重的政治理念冲突。尽管如此,进步政府的
自由主义对朝统一政策范式开创了韩朝大规模宽领域合作的先例,在韩朝关
系发展史上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明博政府采取了不同于进步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在弃核、人权
和改革等议题上对朝施压。由于李明博总统本人政治理念右倾保守,在看待
朝鲜体制和韩朝关系发展时,表现出明显的厌朝情绪,尤其是李明博总统执
政初期的 “制度统一”言论在朝鲜当局看来就是赤裸裸的 “反统一对决”政策
[20],这使得李明博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开局不利。与进步政府十年期间取
得的合作成绩相比,李明博政府任期内对朝政策强硬,导致朝鲜接连不断的
挑衅行为,韩朝纷争不断。 2009 年 5 月,朝鲜悍然进行第二次核试验 。
2010 年 “天安舰沉没”事件发生后,李明博总统发表对国民谈话,对朝制裁
力度进一步加大,出台的 “5·24”制裁措施几乎关上了韩朝关系的大门,韩
朝关系再次进入对立紧张的恶性循环状态[21]。这些事实表明,这一压制政
策一开始就受到朝鲜方面的强烈抵制,韩朝关系不仅出现大幅度倒退,双方
甚至一度滑向战争的危险边缘,朝鲜半岛危机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
国际局势产生明显影响。从 2011 年起,韩朝关系在李明博政府的等待战略
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下,一直处于漂流状态。 2011 年底,朝鲜领
导人金正日逝世后,其子金正恩正式走向政治舞台,对新构建的朝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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