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 1936 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 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 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 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 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 (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 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 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 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 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 强烈要求打回东北。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 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 压力。为此他在 11 月 27 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 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 上，似已其时。”[1](P108))但此时的蒋介石是绝不会调走军队给红军留下任何 喘息机会的，对于张学良这份请战书，他当然予以否决。 杨虎城出身贫贱，知识水平不高，爱国思想是在其自身的革命实践与进 步思想的影响中逐步形成的。在经历了“劫富济贫”的反清革命到“除暴安良”的 反军阀革命，直至自己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后，其才转变为“保家卫国” 的爱国思想。1925 年“五卅惨案”后，他给友人于右任的信中写道：“我要以 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 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强烈的爱国之情 和民族正义感跃然于纸上。绥远抗战爆发后，国土却日益沦丧，而蒋却一味 地要求其内战消耗，这是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 (二)明里剿共，暗中护共。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军联合围剿下，以共产党 为主导，张学良、杨虎城为核心的“西北三位一体”政治军事格局已危在旦夕 。 11 月下旬，随着中共西路军的受挫，陕北红军已被迫压缩至甘北一角，处 于汤恩伯与胡宗南军队的东西挤压之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实施“南进计 划”,放弃陕北根据地。[2](P263)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 关系，张学良既要暗中配合红军，又要加紧进剿红军，无奈之中他不得不一 面将其每天的军事计划和进军情况电告中共，一面又将亦真亦假的战况上报 给蒋。但是即便如此，陕北红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杨虎城同中共的合作一波三折。早在 1923 年杨就与陕西共产党元老魏 野畴进行过多次接触，魏对杨进步思想的萌芽起了重大影响。在北伐、土地 革命期间，杨不仅大量任命共产党人为重要军事干部，而且在多次反共浪潮 中保护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后来中共自身的“左倾”错误，对杨虎城进行了错 误的判断，以至于影响了二者的合作关系。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及时调 整了对杨虎城的政策，密切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随后杨虎城认同了“西北大联 合”的设想并加入其中。 (三)蒋亲自指挥剿共，张、杨被动。蒋介石亲自指挥中央军入陕，坐镇 指挥督战。蒋介石率领军政大员亲临西安，一方面是要督促西北军与东北军 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是准备将中央军势力深入西北。12 月 4 日，蒋介石 到西安后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