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郑孝胥二人的交游始末探究

一、“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困境局面 1936 年冬，张、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面临的各方面困境要着 手解决：与中共商议的“西北大联合”困难、苏联摇摆不定的态度，蒋介石的 督战压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主战压力等。对此，他不得不竭力做到不 露迹象，等待中共方面的时机或苏联方面的指示，亦或者期待蒋介石能将其 调入抗日战场，以走出眼下的困境。 (一)张、杨的爱国思想为“事变”埋下伏笔。从张学良自身来说，强烈的爱 国之心同其指挥的内战形势相矛盾，内心备受煎熬。张学良是一名拥有强烈 爱国之心的军事将领，其内心最期盼的是蒋介石执行联俄联共抵抗日本的战 略方针，以期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对于同红军作战丝毫没有积极性，这使 得军命在身的张学良处于煎熬之中。东北军中下层将士也对驻守西北不满， 强烈要求打回东北。随着绥远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东北军内部来说，中下层 将士力主抗日报国，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给张学良增添了自下而上的 压力。为此他在 11 月 27 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中写道：“今前锋即接(绥远 抗战)，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 上，似已其时。”[1](P108))但此时的蒋介石是绝不会调走军队给红军留下任何 喘息机会的，对于张学良这份请战书，他当然予以否决。 杨虎城出身贫贱，知识水平不高，爱国思想是在其自身的革命实践与进 步思想的影响中逐步形成的。在经历了“劫富济贫”的反清革命到“除暴安良”的 反军阀革命，直至自己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后，其才转变为“保家卫国” 的爱国思想。1925 年“五卅惨案”后，他给友人于右任的信中写道：“我要以 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 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强烈的爱国之情 和民族正义感跃然于纸上。绥远抗战爆发后，国土却日益沦丧，而蒋却一味 地要求其内战消耗，这是杨虎城所不能接受的。 (二)明里剿共，暗中护共。陕北红军在国民党军联合围剿下，以共产党 为主导，张学良、杨虎城为核心的“西北三位一体”政治军事格局已危在旦夕 。 11 月下旬，随着中共西路军的受挫，陕北红军已被迫压缩至甘北一角，处 于汤恩伯与胡宗南军队的东西挤压之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实施“南进计 划”,放弃陕北根据地。[2](P263)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 关系，张学良既要暗中配合红军，又要加紧进剿红军，无奈之中他不得不一 面将其每天的军事计划和进军情况电告中共，一面又将亦真亦假的战况上报 给蒋。但是即便如此，陕北红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杨虎城同中共的合作一波三折。早在 1923 年杨就与陕西共产党元老魏 野畴进行过多次接触，魏对杨进步思想的萌芽起了重大影响。在北伐、土地 革命期间，杨不仅大量任命共产党人为重要军事干部，而且在多次反共浪潮 中保护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后来中共自身的“左倾”错误，对杨虎城进行了错 误的判断，以至于影响了二者的合作关系。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及时调 整了对杨虎城的政策，密切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随后杨虎城认同了“西北大联 合”的设想并加入其中。 (三)蒋亲自指挥剿共，张、杨被动。蒋介石亲自指挥中央军入陕，坐镇 指挥督战。蒋介石率领军政大员亲临西安，一方面是要督促西北军与东北军 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是准备将中央军势力深入西北。12 月 4 日，蒋介石 到西安后便开始调兵遣将，把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重要军事将领悉数调 往西安，另有十几个中央军滚滚西进。12 月 8) 日，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信 中写道：“(拟)调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俾剿赤工作得负专 责……命蒋铭三(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暂驻平凉。”[2](P28)4)如果 照此实施，就等于剥夺了张学良的军权。 此时，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 1930 年杨虎城因讨伐冯玉祥 有功，任陕西省府主席，随后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但是，蒋介石此后不 断削弱杨虎城实力，不仅政治上限制其扩张，军事上甚至挑拨其部下叛变。 1933 年，蒋介石罢免其省府主席职位，同年，杨虎城亲赴石家庄面蒋，请 缨抗日，反被蒋讥为多事。1936 年，蒋介石借“剿共”之名，一面督促杨虎城 拼命进攻红军，一面不断派遣中央军入陕控制战略要点。蒋的这些做法，激 起了杨虎城的极度不满。随着蒋介石 12 月 4 日到达西安督战，带来大批军 警和特务，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红军的秘密关系有被曝光的可能，张、杨将 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四)张、杨策划实行“兵谏”.12 月 9 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蒋命军 警开枪阻拦，这极大地刺激了张学良的爱国之情。他当场向学生表示一周内 以实际行动进行答复。这种承诺绝不是政客狡黠的托辞，而是一名爱国军人 的真情流露，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实际行动竟然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 1936 年的局势逼迫下，张学良、杨虎城任何一方被蒋介石瓦解掉，另一方 必将步入后尘，张学良所承受的压力与困境，杨虎城同样要承担，反之亦然。 在以上事态的逼迫下，张、杨必须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用 一切办法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在“诤谏”和“哭谏”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他们 携手选择了“兵谏”. 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的遭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发动此次事变是爱国心 切，不存在任何争权夺利的念头，也为了维护和巩固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选 择了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妥协方式，却遭到蒋介石的软禁。随着张学良的一 去不复返，杨虎城成为支撑西北局面的主心骨，但他在处理后续事务时却失 误连连。其一，确信蒋介石能信守承诺，在张学良尚未回归之际，释放中央 军 50 多架战斗机和扣留的军政大员。其二，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形成以 王以哲为核心的领导层，但杨虎城未能处理好其与东北军新领导层的关系， 反而形成了隔阂。其三，未能有力地保护东北军核心王以哲的安全，致使其 被杀后，东北军内乱不息。其四，在与中央军的对峙中战和不定，让中共和 东北军及第三方力量无以适从，给蒋介石留出了“得以以政治手段解决之”的 空间。 随后，杨虎城在政治、军事的压力之下被迫辞去职务，放弃兵权出国考 察。随着杨虎城的出走，蒋介石将十七路军划分到各个抗战区域，分崩离析。 杨虎城在国外考察期间时刻关注国内抗战，不断发表关于联合抗日的文章， 寻找机会回国抗日，但在误判形势回国后被蒋杀害。“西安事变”发生后张、 杨发布了“八项主张”,政治上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 战”.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场事变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存东北军和西北军实力， 将二者带离内战的泥潭，宁可在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也决不枉死在内战的 争斗中。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来看，一个欲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 去”的愿望因为自己的软禁而没能实现，一个欲在内战中保存实力转而投身抗 日战场的愿望，也因为军队瓦解没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杨失败了， 但“西安事变”惊醒国人，迫使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使东北军、西北军得以 在抗日的大环境中以零散的个体保家卫国、守疆卫土，从这个方面说张、杨 又是成功的。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统帅的部队是燃烧了自己的政治、 军事地位，催化了蒋介石内外政策的转变，点亮了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 三、结语 张学良以“戴罪之身”亲送蒋回南京，使蒋的威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 具号召力，自此全国地方实力派及红军，不论抗战何由，都只能在蒋氏的旗 号下进行。对于中国共产党，由于蒋停止了大规模内战，使红军得以在陕北 继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怀有尊重和感激之 情，毛泽东也承认：“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救了出来。”[3](P75)“西 安事变”促使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尽早的转入“地不分南 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