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随笔散文(2)

张爱玲随笔散文篇三：论写作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 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昧。” 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 我们早巳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 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是发表意见， 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 ， 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 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 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 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变化，执 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 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没没无 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 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 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重轻 的一句风趣的插浑，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 例子，我认识一位太大，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人的 脱发有 极其精微的观察。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头，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 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外国老太大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 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女人梳着太紧的发髻，将头发痛苦地 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子与西方人 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头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头的渐渐多了。然 则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因为外国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 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头皮的青春活力。 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人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 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捡垃圾一般的捡了 回来。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至于无病呻吟，普遍人则表现 得不够，闷得谎。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 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有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在 努力的学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玲，总拣那烂熟的，人 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由了，不幸 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人情人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 这是人生一大悲剧。 真是缺乏听众的人，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 阿欠，扣谁的分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人吃饭，那 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 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白 折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选道:“写一把扇子 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 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得这种福了。 李签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人彀之法。开卷之初， 当有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 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送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 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妻妇之道。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 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 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 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例外的 旷世奇才。 要迎合读书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 所要听的。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 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 ， 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 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说 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吧。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 可是你一味的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 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