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对国民局限的认识与改良建议

一、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 1938 年，正值抗战危急关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批人员物资撤 往后方，先是汇集于华中重镇武汉。10 月，武汉失守，华中门户大开。距 离武汉三百多公里之遥的宜昌小城，瞬间被大量来自前方战场上的士兵、难 民、物资、军工民营企业所堵塞。由于航道限制，下游来的大型船无法由宜 昌上行至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因为川江航道只可通行小型船只。面对这“遍街 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情形尤其紊乱”的纷乱局面， [3]512 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撤退工作的总负责人。他需要在枯水期来临之 前，将滞留在此的三万多人和九万吨[4]417 以上的物资设备撤退到重庆、巴 东、万县等后方地区。在当时紧迫的形势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为此，他亲自坐镇，指挥抢运工作。在充分盘算了民生公司运输能力的 基础上，开创性地使用“三段式”运输方式，将航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最终顺 利完成了抢运工作。这些被输送至大后方的人员和设备，生产了大量的弹药 枪支及民众生活用品，为后续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为抗战胜利 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卢作孚 1943 年发表的题为《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 生实业公司》一文中，他谈到了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这一幕：“尽量利用所有 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当着轮船刚 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 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 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4]418 这寥寥数语，勾勒出当 时码头上紧张有序的一幕幕画面，从中可见撤退工作安排之缜密周到。 “据统计仅抗战的前三年，民生公司共运了各种人员 150 余万，物资约 100 万吨，而自己却损失了船舶 16 艘，牺牲员工 100 余人，为抗战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5]9 卢作孚能够在危急关头指挥若定、顺利完成撤退任务， 绝非偶然。实际上，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而且还是一个颇具潜能的政 治家，一个亲力亲为的教育家，一个眼光独到的思想家。 为四川的建设，他写下《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 (约 1923 年前后)、《四川的新生命》(1924)、《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 《四川的问题》(1930)、《四川建设施政纲领》(1936)等文章，宏观规划机 关工作、军队管理、设施建造等方面的工作，涉及政治、军事、教育、经济、 交通边务等。[6] 为全中国的建设，他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中提 出应该建立超越家庭和邻里、以国家为单位的集团生活;在《中国应该怎么 办》(1936)中提出应该训练各类人才，制定并实施计划;在《论中国战后建 设》(1946)中，他强调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须有计划，而中国人 民应该形成最强有力的国家生活;针对物价问题，他发表《何为物价问题?何 为解决方法?》(1946)一文，提出自己在解决粮食、燃料、衣服、住房、交通 运输等方面问题的建议。 为建设国家，他倡导制定计划，并有秩序地实施这些计划。但一切事业 的实施主体都离不开人，于是，他重视教育，并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文 章，甚至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4]239 但是，这种训练并不应该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 忙得不得了的是个人出路。为了个人生活个人地位找出路，不惜用尽个人的 能力找亲戚、找朋友、找……一切帮助。事实上应该认清楚，个人绝对没有 出路。今天的每一个青年忙着找的出路，是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 在教育上，在经济事业上，以及其他，总是想占着优越的地位，那以为是个 人的出路。实在此种要求，完全是错误。”[4]244 在卢作孚看来，个人的所谓 “出路”没有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所以是错误的。他认为，“人生的快慰不在 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 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 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都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 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公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 看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4]69 卢作孚秉承古代 先贤先天下而后个人的精神，故能得到“公而忘私，为而不有”的赞誉。[7] 卢作孚希望青年超越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于是多次对中国 传统的国民性进行批判。 二、卢作孚对国民局限的认识与改良建议 卢作孚尽管幼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却因家贫而未能在小学毕业后继 续升学。其思想主要来源于社会的磨砺。在担任四川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主 持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三峡乡村建设中，均取得不俗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局面中把自己的理念贯穿到实际行动中， 与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是分不开的。而他对时局的把握能力，又建立在他对 国情和国民性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 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了对国民性的认识。如《大胆生产，小心享用》 一文中举例说明中国人的两种美德，勤和俭。不仅农民和小生产者如此，包 括许多有钱的乡下财主，吃住都跟穷人无差，说是把钱留给子孙，但也不许 子孙用钱。与其说他们的财产是由增加收入集聚起来的，不如说他的财产是 由节省开支集聚起来的。在《南洋华侨的两个工作》一文中，他又提到华人 与别国居民的最大差别在于做事没有时间限制，而支出永远少于收入，赤手 空拳到海外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立足。勤俭固然能帮助我们成就个人的成 功，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发展。 1934 年 6 月 16 日，在民生公司做题为《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的演讲 时，卢作孚分析说：“自有人类以至于现在，无论为何种国家，何种民族，乃 至于任何时代，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更不能离开集体生活。人都受社会 生活的支配，更受集团生活强有力的支配。……中国人的集团生活，第一个 就是家庭，家庭生活是永远互相依赖着的。要不是你依赖着家庭，便是家庭 要依赖着你，绝对不允许脱离或解散的。”[4]249 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集中体 现在家庭上。 甚至于君臣、官民关系，往往也借了家庭的名义去维持，如从古到今充 斥各种史书传说中的“君父”、“父母官”的说法。正因为家庭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如此之大，每个人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光耀门 楣，提高自己家庭的地位。从而造成诸多“一门三进士，父子两探花”的楷模 标准。这种长期的思想认识几乎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1934 年 8 月，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卢作孚 对这种小集团生活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谈到：由于地理位置影响，中国 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农业为准的社会。农业社会的安定性造成了长达几千年的 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所以农业民族的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模式。扩大开 来可引申为家族、姻亲、邻里、朋友社会关系。总体而言，家庭生活是中国 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构成了中国人第二重要的 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规范了中国人的活动。 在家庭这种强有力的社会组合下，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摆脱不 了对家庭的依赖，生老病死都与家庭息息相关。家庭对我们的要求最好是能 兴家，其次能管家，最不幸是败家。我们为了家庭可以披星戴月，可以蝇营 狗苟，可以杀人越货。家庭关系强大到可以破坏我们其他的社会关系，至少 是中间一层障壁。而邻里、亲戚、朋友的第二重社会生活，也是一种依赖关 系。我们得志的时候有提携邻里朋友的义务，不得志的时候也有求助于邻里 朋友提携的权利。[4]255-256 所以湘军、淮军集团、军阀队伍，乃至于同乡 会馆，无不打下这种生活的烙印。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重生活的保障，我们对外界的依赖更低了。我们需要 钱的时候，不必仰仗银行;我们需要职业的时候，不需要依赖职业介绍所。我 们如果得志，自然会有许多亲戚朋友来依附，只要有亲厚的关系，奖励不必 有功，犯罪不必有诛。[4]256 这种种早已潜移默化的“规则”早已深入人心， 从而让我们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物力与精力去应酬维护这些社会关系。 中国人的这种集团生活属性，与世界上任何民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 集体组织源自于农业生活的状态，与多数早已步入现代工商业化的民族是不 一样的。遗憾的是自从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后，国人的农业生活很难维持 原状地延续下去。我们不得不操练新兵、不得不建立新型工厂、不得不开办 新式学堂，从而降低了对原有家庭及亲朋好友的依赖关系。卢作孚明确指出 了中国的当前途径只有迈步前进，追逐现代或更超越现代，不然便会遭受淘 汰。[4]260“尤其明显的，需要形成最大的集团，才有最大的力量去比赛斗 争。这种集团，最低限度也应扩大到以一国为单位而后止。”[4]250 应该说他 的这种认识是很具有前瞻意识的。 在绝大多数老百姓遭受战争的蹂躏苦苦挣扎之时，在军阀割据连年混战 的动荡局势下，在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危急关头，卢作 孚没有像很多对时局有所了解的人那样，利用自己先人一步的见识进行政治 投机或者大发国难财，而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创造新的集体生活的试 验中去。他利用建立四川通俗教育馆、进行三峡乡村建设、创办民生实业公 司等机会把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于是，通俗教育馆成为了省内名副其实的 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的三峡农村变成了整洁美 观，文化底蕴深厚的花园城市;民生公司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书写了川 江、长江运航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这些试验的成功证明了创建新的集团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也体现了卢作 孚的实干才能。他提出成立新的依赖关系和比赛标准，而不是仅仅依从传统 社会模式来判定一项事业是否应该进行。他沉痛地写道：“聪明的人们不应爱 好一时结合的人群，这人群只于亲戚邻里朋友相为，而尤各为其家庭，以求 一时的成功，而使失败紧紧跟随于成功之后。不应徇人们的要求--家庭和邻 里朋友的要求;几十年来，上至政府，下至人民，在交通上、产业上、教育上 及其社会上，有许多建设被这人们的要求毁坏得没有几处剩余：一个中华民 国尤其毁坏得无法统整，尤其是值得我们猛省。因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 要求，就是促起小至于一桩事业大至于一个国家四分五裂，而又相互冲突的 最大原因!”[4]272 其拳拳爱国之心，不能不使人为之动容。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