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80 年代美学文艺学两大主流话语--"主体性"与"向内转"--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 从知识的谱系看,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的知识型与话语型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 尤其是康德的哲学与美学; 而从文艺学知识场域与其他社会活动场域, 尤其是政治场域的关系看, 80 年代文艺学美学热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深刻、内在的勾连, 它们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性"思潮秉承康德的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的思想, 但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却是当时人道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 它的具体政治文化力量在于对改革前的专制主义的批判;"向内转"把对于美学文艺学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 与对于四人帮"工具论"文艺观的否定结合起来, 因而同样具有非常具体的批判意义。随着90 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进行与加剧, 上述两种话语正在陷入危机。主体性理论虚构了一个无差别的普遍主体以及审美活动"规律", 无法解释90 年代主体及其文化活动多元碎裂的事实; 而美学文艺学的自主性诉求则被导向对于90 年代新的审美与文化活动的盲目拒斥。如何面对90 年代的文化现实, 使这两套话语在转型中新生, 从而建构新的文艺学美学话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任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80年代的人文科学热, 已被90 年代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 热所取代; 与此相应, 80年代那套普遍主体、自由解放与科学主义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激动人心。对此, 很少有人做认真的学术分析, 尤其是反思性分析。我这里所说的"反思"主要吸收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方法。本文力图从反思的角度表明,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在90 年代的遭际不是从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内部, 或通过对80 年代美学文艺学具体知识的逻辑关系的梳理即能充分解释的,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性检讨。为了对"反思性"的方法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先介绍一下布迪厄社会科学反思性的基本含义。（1）
一、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在布迪厄看来, 在分析社会学家的自我时, 首先必须要勘定他"在学术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因为他(她) 的研究(即知识生产工作) 必须要受制于这一位置; 其次则是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前者要求分析研究者本人(知识的生产者) 在知识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 后者则要求打破知识场域与非知识场域的界限, 在不同场域的关系中思考知识的生产问题。（4）从以上与研究者本人相关的因素来看, 导致社会科学家的"观注点"模糊不清的是三种偏见。第一种是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与社会标志(如阶级、种族、性别等)。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偏见, 因而也比较容易通过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 第二种是研究者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5）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学家的视角像其他所有文化生产者一样,总是在某方面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 在这个场域里, 学者通过他与其他某些对手之间的差异与距离, 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关系的方式来确定自己。"(6)就是说, 一个特定的研究者在一个特定的学术场域中总是处于特定的位置(特定的知名度、资格、资历等) 并与别人处于竞争性的关系中; 第三种偏见是"唯智主义"的偏见, 这种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 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 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7)这是一种以理论逻辑取代、化约或消解实践逻辑的偏见, 一种"深深地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这些预设认为要思考某一行动我们就要从世界和世界中的行动中隐退出来。"这种偏见之所以特别可怕, 就是在于它否定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包括各种利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勾连性.(8)在这里, 表现出布迪厄对于这些宏大理论、元理论的怀疑, 因为正是这些理论被用作思想与知识生产的不加反思的自明前设与先在范畴, 遮蔽了知识生产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深刻关联。而布迪厄的反思性概念正是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 后者常常像"集体性科学无意识"一样支配着人们的思考, 实际上成了观念与思想生产的"母机": 有什么样的前设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与知识被生产出来(比如我国的大量文学史知识就是在相同的理论前设中生产出来的, 所以它们都存在着"家族相似性")。由于这种前设遍布学术场域, 被研究者集体接受, 并且得到学术体制与学术组织(它们同时深刻地体现在客观机制与主观心智机制中) 的合法性支持, 所以对于它的反思也就必然延及整个学术场域与学术体制, 从而这种反思必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反思, 并且反思的有效进行还必须得到体制的支持(即反思性本身被制度化与合法化)。破除集体无意识偏见比之于破除个体无意识偏见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综上所述, 社会科学的"反思性", 是指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知识场域的结构、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是政治场域与经济场域) 的关系、知识分子或学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思。反思不只是满足于罗列在什么时候生产出了什么知识、它们的逻辑关系如何; 而是追问这些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在什么条件下被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生产出来。具体到本文而言, 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 1. 80 年代各种具体的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什么? 我们将把这些基本理论预设视作生产各种具体知识的"母机"。当人们日复一日地沿用这些前设以后, 它们就会习惯性地变成"自明之理", 成为类似布迪厄所说的"社会无意识"与"学术无意识"; 2. 各种知识生产的非知识性因素(权力、经济等) 是什么? 即: 80 年代文艺学美学场域与其他场域, 尤其是政治场域的关系是什么?

从知识的谱系上看, 80 年代的美学与文艺学话语的基本理论预设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13)关于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含义, 我主要参考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谈到科学与叙事这两大知识系统的关系时, 利奥塔指出:"只要科学不沦落到仅仅陈述实用规律的地步, 只要它还寻求真理, 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种话语就被叫做哲学。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时, 我们便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例如在理性精神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这种观点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一叙事中, 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 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我们可以通过此例看出, 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 这将使我们对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是否具备有效性产生疑问: 这些体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因此正义同真理一样, 也在依靠大叙事。"(14)利奥塔所概括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历史是向一个终极目的与理想终点的线性发展)、自由解放、普遍主体等都是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基本预设或所谓"宏大话语"(元话语) ; 而后现代, 在利奥塔看来就是对这些元话语的怀疑与消解。
上述概括的启蒙主义现代性在80 年代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中无疑占有支配地位, 而且它的两个版本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是相互支持的, 并与当时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西化思潮遥相呼应。其中有三个主导性美学文艺学话语(也是与启蒙主义现代性联系最为紧密的) 必须特别提出来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 相比于90 年代的自由主义, 80年代的自由解放话语更侧重在精神层面与心理层面, 强调主观世界以及思想的绝对自由而不是自由所需的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包括刘再复在内的、活跃于当时文艺界的理论家热衷于区分所谓"外宇宙"与"内宇宙"并赋予后者以突出的强调以及无可质疑的优先性。相应地,80 年代的"主体性"言说也更强调所谓"精神主体性", 认为它是比"实践主体性更为深邃与根本的东西"(刘再复语)。刘再复对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进行了"深化", 而所谓"深化"也就是使"主体性"的内涵向主观与精神方向倾斜, 这是主体性"向内宇宙的延伸", 它"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 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作家的主体意识, 首先是作家的超越意识所造成的内在自由意识","作家从内外各种束缚、各种限制中超越出来, 其结果就获得一种内心的大自由⋯⋯因此, 只有超越, 才能自由。这种自由是作家精神主体性的深刻内涵。"(18)而且依刘再复看来, 如果不突出这一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就会被鼓吹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论者所盗用, 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很明显, 这样一套普遍主体与自由解放的话语根本上说是来自西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思想, 而且把德国传统思辨哲学的精神主体性与法国传统的自由解放焊接在一起。

上面我们清理了80 年代美学文艺学的两大主流话语及其与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关联, 但这不足以解释这套话语在当时能够成为强势话语的充分原因。正如我们在本文一开始指出的, 对此的解释不能局限于文艺学美学场域内部, 而是必须涉及学术场域与非学术场域之间的关联。就美学文艺学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来看,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主流话语与政治权力场域的关系极为密切, 可以说,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热、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热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 在于它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革命) 的急先锋。无论是普遍主体性话语、人的自由解放承诺, 还是学科自主性诉求, 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 它们本质上依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乃至于政治性。对此刘再复倒是看得很清楚。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这篇重要文章中, 这位主体性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指出: 我们的文学研究正在出现新的转机, 这一转机的两个最基本内容,"一是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 给人以主体性的地位";"一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代替独断论与机械决定论。"然后他分析了出现这种转机的社会文化背景, 其中第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正在发生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 这种变革的时代精神(引按: 指思想解放运动) 一定要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24）以下分别论之。
其次, 审美与艺术场域的自主性诉求同样是因其与政治权力场域的紧密勾连而上升为主流话语。这一点可以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对比而看得更加清楚。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对于文化、知识的社会分化的后果充满了忧虑。因为20 世纪的现实表明, 这种分化使得文化专业化、职业化, 成为"专家的关注对象", 处于专家的控制之下, 结果是,"专家文化与为数众多的大众文化相距愈来愈远。"文化的这种合理化过程使得文化脱离生活实践与生活世界。"科学、道德与艺术的区分最终意味着专家有自己的一片自律范围, 也意味着这范围与日常交际的解释学的分离。"（26） 但是, 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不是启蒙主义的本意, 因为启蒙哲学家的原始愿望是"艺术与科学不仅会促进自然力量的控制, 而且亦会促进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机构的公正性甚至人类幸福的理解。20 世纪将这种乐观主义打得粉碎。"（27）然而, 在中国80 年代的语境中, 知识分化与艺术自主性的诉求虽然也与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具有内在勾连, 但是, 其专业化、职业化(与生活领域的分离) 的弊端远未产生, 连这种可能性都几乎完全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警觉。相反,美学文艺学的学科自主性诉求发挥着与18 世纪启蒙主义相似的解构一体化、神圣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诉求直接针对极"左"政治对于文艺的粗暴干预(工具论的美学与文艺学,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我们意识到正是中央高层领导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 在一定的意义上倡导"创作自由"、"尊重作家的精神自由"的呼吁, 那么知识场域与政治场域的这一关联性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可以说, 文艺场域的自主性诉求是文艺场域与政治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刘再复在谈到文学研究要回到自身的时候, 引述了黑格尔的话指出: 哲学只有从政治附庸与宗教婢女的地位中以及现实的各种束缚中超越出来, 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 才可能获得发展。然后说:"我们的文艺家已经获得类似黑格尔这样的感受, 因此, 正在努力地占有自己的本质。"（28）这已经把自主性诉求是具体政治历史含义揭示得无遗。同时, 自主性的诉求也是知识分子集体出场(当时的知识场域与知识分子阵营内部还没有高度分化) 的合法性依凭。人文学科的合法性总是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内在勾连的。总之, 这两套主流话语的共同性在于批判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中的错误方面(被等同于专制主义而划归主体性、人道主义以及人的自由解放的对立面) , 因而它们也就是改革开放这一新意识形态的内在构成。只不过"自由解放"话语着重在思想层面, 而学科自主诉求则侧重学科体制层面。

毋庸讳言, 80 年代的这套美学与文艺学主流话语在90 年代显然不再成为主流了, 并且在有些人那里成为批评乃至嘲笑的对象。对于80 年代美学文学话语的批评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前者主张: 中国现在是后现代了, 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众声喧哗的时代, 80 年代的那套现代性话语已经过时(可以称之为"过时论") ; 后者则认为: 80 年代的美学文艺学鹦鹉学舌似地照搬西方话语, 导致或进一步加重了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失语(可以称之为"失语论")。当然, 这两种批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勾连。（32）显然,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的危机不仅是美学文艺学内部的危机(正如它在80 年代的兴盛不是完全出于内部原因) , 而且也是整个启蒙主义现代性危机的一个表征; 而启蒙主义现代性在90 年代的危机则更是一个由国际国内、学术因素与非学术因素共同促成的极为复杂的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详细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此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启蒙主义从80 年代知识界一致赞美的对象变成了90 年代的知识界内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质疑的对象, 人对于启蒙主义现代性的自由解放承诺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甚至就知识界的主流而言, 对于前现代的批判(这种批判在80 年代集中于传统专制主义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 逐渐被对于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批评所取代。然而必须指出的是, 就文艺学的范围来说, 对于80 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的危机以及对它的各种批评, 多数不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准确细致的研究基础上, 更主要的是它同样缺乏一种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相反, 其抢夺话语权的热情倒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 80 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具有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整体否定与整体承诺的显著特征, 它在当时之所以起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 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分殊化程度都相对较低, 思想文化界阵线分明, 知识分子的整合程度高, 批判与承诺的目标相当一致, 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但是到了90 年代, 随着社会分殊化程度的加剧, 一个整体性、同质化、可以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加以分析把握的中国社会文化状态显然已经不再存在。各种社会形态要素、历史形态要素以及文化形态要素同时并存。同时, 知识场域以及知识分子阵营同样呈现空前分裂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 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高度一致的批判话语与承诺目标已经很难有效发挥其阐述与批判功能。有鉴于此, 我以为我们的美学文艺学话语(包括分析方式、批判话语与解放话语) 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必须受到反思批判, 因为它无法与一个高度复杂化、分殊化、异质化的社会对话。必须强调, 对这个复杂分殊化的社会不是简单归于"后现代"就能解决问题, 而是应当对社会实践的各个场域-- 政治、经济、文化, 做出分别的经验研究, 因为这些场域中现代性的实现程度、前现代的遗留程度以及后现代的出现程度都各不相同。即使是文化领域中的状况也极其复杂。比如, 在文化体制层面的前现代遗留与大众日常文化消费层面的后现代喧嚣同时并存34, 而在大规模的大众文化生产场域,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程度与有限生产的精英文化场域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 我们再把今天的社会文化状况笼统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专制主义, 或其他的什么主义, 都是不合乎实际的; 与此相应, 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建基其上的二元对立的批判模式应当被一种更加具体的经验分析为基础的具体的批判与具体的建构所取代。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把原先那套二元对立的分析与批判模式不加转换应用于90 年代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市场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我们用文化ö市场这个新的二元对立取代文化ö国家的二元对立时, 我们恰恰遮蔽了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而无法揭示中国文化市场化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 中国的市场化之路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实行的,政府是市场化(包括文化市场化) 的真正主体, 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市场化开始之时, 中国国家的权力结构与文化体制早已形成, 而且正是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塑造着中国的市场, 包括文化市场。离开了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就无法对中国的文化市场、大众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做出恰当的分析与批判。概括地说, 中国的商业文化是在政府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语境中生存发展, 它与政府既有对抗又有妥协, 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或认为它可以完全不管政府, 唯商业逻辑是从, 都是不合乎实际的。（35）
文化研究的上述特点正好可以弥补80 年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由于对文艺活动自主性的过分强调所带来的问题。此外, 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实践活动。语境化意味着: 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前者是就时间维度上说的, 文化研究要求密切关注政治与权力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变化, 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选择都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 从而保持批判话语与反抗策略的历史开放性; 后者则着眼于空间维度。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 移置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 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里重新语境化, 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 尤其是批判对象, 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做出调整。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 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根据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自我反思性的特征, 它必须首先在真实而具体的社会空间中体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准确定位支配性的压迫与话语霸权, 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批判对象与方法。彻底的语境化是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语境化是对于"批评实践的社会条件的关注"(莫里斯语) , 也是对于"理论的文化特殊性"(特纳语) 的关注。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与价值取向应当是历史地、语境地不同的, 只有这样一种研究才有希望对当代政治运动中变化着的复杂权力关系做出有力回应。否则, 文化研究就会变得机械僵化。文化研究的这个特点我以为正好可以弥补80 年代美学文艺学话语的普遍主义倾向。

（1）值得指出的是, 布迪厄所谓"社会学"不是指社会科学特殊门类, 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而他的"社会科学"概念也不是在与"人文科学"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 而是指所有对于社会文化实践的研究, 所以显然包括了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 或更准确地说, 是习惯上所说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总和。
（4）"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他曾对这个概念作出多次解释。这些解释既相互联系, 又各有侧重。可参阅《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中译本, 135～ 151 页。
（6）（7）（9）《实践与反思》, 42 页, 42 页, 131 页。
(10)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 Ra2 tionality, HarvesterWheatshesf, 1991, P76、77。
(13)这里, 我们之所以特别注明"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而不是笼统地说"现代性", 是因为在90 年代,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与80 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 年代被当做反现代性或前现代性的东西--如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到了90 年代被许多学人视作另一种现代性的方案, 一种不同于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方案。
(17)《文学评论》, 1985 (5、6)。
(19)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 2、3)。
思考》,《文学评论》, 1985 (4)。
（23）80 年代美学文艺学的第三个主导话语是科学主义。虽然当时也有人对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适用性问题提出疑义, 但就总体倾向与主流而言, 科学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 它不但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美学与文艺学研究, 而且相信自然科学的范式可以不加转换地应用于人文科学。刘再复在谈到80 年代文艺学转机的原因时候,把"自然科学带给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影响, 迫使社会科学不得不接受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当成原因之三(参见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比如80 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系统论美学、控制论美学、信息论美学等。这种倾向还见之于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对普通心理学的简单搬用。一时间中国的文艺学美学文章中出现了大量的图表与自然科学术语,比如"熵"、"大脑皮层"等。
（25）值得指出的是, 刘再复把"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对举, 但他所谓"物本主义"的"物"大致上相当于"自然"而不是现代工业创造的物质世界, 从而与20 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批判的"物本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这一点更表明近代西方启蒙主义的人本主义对刘再复的支配性影响。它们都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把人是视作绝对的目的。今天看来, 这套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从其当时对极"左"政治的批判而言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意义, 但其对于自然的道德价值的忽视则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刘再复把作为价值论命题的"人是目的"与作为创作论命题的"人是目的", 即作家要尊重笔下人物的独立个性相提并论, 也表明其文艺思想的意识形态本质。
（28）《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文汇报》, 1985- 07-08。,
（34）参见拙文《市场化、世俗化与文化共识》,《天涯》, 1998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