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声喧哗中盛情 狂欢

 　众声喧哗应当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意味着复杂、多元、新奇的文艺生产方式和文学批评形态的生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刚刚过去的2016年，省外“湘籍作家”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盛情演绎，实现着自我在创作与评论上的双重狂欢。 
　　2015年，当我们首次聚焦省外“湘籍作家”时，对这一群体的概念和特点做了清晰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只是，今年入选“湘籍作家”名录的由14位变成了13位，他们分别是：韩少功、黄永玉、易中天、李少君、陈启文、熊育群、彭学明、蒋子丹、郑小驴、田耳、薛忆沩、盛可以和周瑟瑟。从总体上来看，较之2015年，2016年许多“湘籍作家”在创作的内容和文学样式上都有新的尝试和改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续写着属于他们的文学情缘和壮丽篇章。他们的创作对湖南本土文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助益，为当代湖湘文化的异质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上增添了新的色彩。 
　　一、用小说之笔思考多维现实 
　　“湘籍作家”群体2016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韩少功、田耳、郑小驴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他们用小说的神来之笔建构宏阔的艺术世界，立足当下，反思青春、思考现实人生。 
　　著名作家韩少功2016年的文学创作成果主要体现在：散文《守住秘密的舞蹈》载《十月》第二期，同时被《散文海外版》第三期、《中华文学选刊》第六期、《新华文摘》第七期全文转载；短篇小说《枪手》（中文版）载《收获》杂志第四期，并被《中华文学选刊》第十期和《小说选刊》第十一期同时转载；中篇小说《赶马的老三》（英文版）载12月份的《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杂志；长篇随笔《革命后记》（韩文版）载11月份的 《Geulhangari Publisher》杂志；另外，在《中国翻译》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访谈文章――《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等。创作全面，硕果累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成熟作家的活力与核心创造力。这里，我们重点探讨其短篇小说《枪手》的叙事艺术。 
　　《枪手》的故事从“油印体工序”开始，作者用万余字的篇幅讲述了“我”和夏如海、夏小梅兄妹之间发生的一段真实、离奇而又荒唐的故事。在那个舞刀弄枪的动乱年代，“我”被“枪手”夏如海误伤，但并无大碍。多年以后，我作为一名知青下乡插队，没想到在插队的日子里，多年前的那次意外竟然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和夏小梅的求助……这一连串破碎、杂乱的生活场景看似偶然，却意外拼接成了“枪手”夏如海、夏小梅的悲剧人生。一方面，《枪手》篇幅短小，却内涵沉重。透过文本，我们发觉，似乎疯狂、无序、荒唐、杂乱、悲伤这些沉重的字眼都可以跟它扯上关系，谁也无法否认那个年代的典型表征：无序和贫穷。如果没有“无序”，就不会有擦枪走火；如果没有“贫穷”，就不会有走火误伤的持续发酵，最终也就不会有夏家兄妹的命运悲剧。这是《枪手》所透露出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枪手》巧用叙述手段展现精致故事。按理来说，《枪手》所涉题材的“宏大叙事”至少得用一个中篇的篇幅来承载，何况“宏大”之中还多了几分沉重。但作家仅以区区万余字之“身躯”穿越十余年时光隧道承载起如此厚重的内容，足见其构思的缜密和叙事能力的高超。如果没有缜密和机智的叙事能力，就没有故事的精致，有的只是一个故事甚至是故事的梗概而已。《小说选刊》编辑转发这部短篇时，在“稿笺”上的一段话对《枪手》的叙事逻辑和内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他�f：“一段无序特殊状态里的风云际会与萍水相逢……三个少年像是在那个时代的蜡纸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刻痕，在本应阳光灿烂的青春里，枪声、劳作，与寻找、拯救交织往复……剥离出一段个体命运的沉浮，绘制出了岁月的斑驳和支离破碎。夏如海用传奇和热血、夏小梅用柔情和锲而不舍，‘我’用这则隐晦的寻人启事，完成了致青春！时代吞噬了一些人，消隐了一些人，却让往事与回想更加清晰、萦绕不去，难以磨灭。”那个年代有时代印制的疯狂与荒唐，更有无序、贫穷导致的凌乱而错位的青春。一切都像是油印一般，带给人震撼，却始终无法忘却。 
　　中年作家田耳是“70后”的重要代表，迄今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六十余篇，文章多次被各种选刊、年选转载，曾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2016年是田耳小说创作的突破之年，共有三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与读者见面。它们分别是发在《北京文学》第十二期的中篇小说《附体》、发在《江南》第一期的短篇小说《给灵魂穿白衣》和发在《作家》杂志第五期的《婴儿肥》。《附体》讲述了“我”到韦城学厨在表哥家住宿，被失去独子的表嫂当成自己儿子灵魂的附体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逻辑也不复杂，但在表嫂满怀希望、理所当然的“附体”背后，闹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风波，让“我”尴尬、无奈，进退两难。其实，“我”和表嫂的遭遇反映了当下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的艰辛与无常，有时候会让人失去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我”在家里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只能选择沉默，丧失读大学机会的“我”只能一个人出门远行学艺讨生活；表哥、表嫂本应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但“丧子之痛”几乎将一切幸福与美好瞬间葬送，表嫂用沉闷与封闭远远地将丈夫拒之门外，同时也拒绝了整个世界，直至“我”的到来。“附体”成了表嫂摆脱痛苦的唯一办法，但小说结尾“我”的远离又似乎告诉人们，人间的有些痛苦是无法进入，更是无法沟通和解决的。一个人内心强大与否的标志是是否能承受失去。如果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健康，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还能做什么？通过《附体》，我们看到，表嫂是无法承受生命的偶然与意外失去的，而“我”因无法理解这种失去的痛苦而茫然无措。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情感的最薄弱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偶然与意外。也许，就像作家自己所剖析的那样：“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喜和哀都呈现一种温和的面目。即使相信偶然，等待意外，依然不可避免地随我们这个时代变得麻木，并以此为自我保护。《附体》这样的题材，按现在的理解写成这样，十年之后又会怎样？能不能朝别人的痛苦走得更近？”作家只能“附体”于此时的笔尖，写下现阶段的体认，我们期待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的“附体”，立此存照观焉。 　　另外，短篇小说《婴儿肥》用第一人称视角为读者讲述了有着共同“婴儿肥”特征的几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生活牵扯。在作者看来，“我”的“婴儿肥”让自己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恋爱的对象，女主人公夏丽的“婴儿肥”让我一眼难忘，萌生了情愫。在与曾昶带有暗示性的交流与对话中，“我”终于明白夏丽早已被亲哥出卖的残酷事实，于我，夏丽只能成为过客。我想，田耳在构思这一情节时，没有批判，没有控诉，没有责备，他只是在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生活的全部细节和全部情感，在这立体的呈现中思考当今时代的女性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给灵魂穿白衣》是一部略带幽默的讽刺小说。全篇围绕小丁爷爷久病未逝这一情节渐次铺开，刻画了一幅病床前的众生相。与爷爷的生命由道士的宣告决定一样可笑的是，这幅众生相恰巧被小丁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小赵的摄像机全面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给灵魂穿白衣”的全过程。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还是在利益与情感的博弈中人们更多选择了前者？这是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全部思考。无论是体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是反映弱势群体生活的真实切面，作家田耳总能以小见大，于细微处揭露人性，表现真情。 
　　青年作家郑小驴，本名郑朋，1986年生于湖南隆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山花》《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译介至日本、美国。著有小说集《1921 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长篇小说《西洲曲》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第26 届湖南青年文学奖、第5 届毛泽东文学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新锐作家提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2016年，郑小驴创作极其活跃，成果丰富，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先后在《十月》《作家》《长江文艺》《芙蓉》等全国各大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6部，分别是《倒立人》《天鹅绒监狱》《天高皇帝远》《红气球》《光》《蓝色脑膜炎》，其中首发《芙蓉》杂志的中篇小说《天高皇帝远》被《中篇小说选刊》第四期转载，并入选吴义勤主编的《2016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丛书；2016年8月，由多部优秀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新书《蚁王》（作家出版社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并举办了隆重的个人新书发布签售会；《大罪》获2014-2016年度《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除此之外，还在《南方周末》《方圆》开设了个人专栏，交流创作的经验和看法，并相继参加了4月份在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和7月份在美国举办的文学交流访问活动。 
　　有人说，郑小驴的小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作品本身也透露出他的年纪本不应具备的成熟和老练，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天高皇帝远》中的茅溪乡风景优美，民风纯朴，却也是个闭塞、落后、贫穷、愚昧之地。这个偏僻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琐碎、混沌的时光中打发自己，难有作为。刘小京们忙忙碌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切依然如故；韩光明被黄莲村的贫穷所震惊，用长篇通讯报道了这一落后面貌，受到网民广泛关注，但结果也仅仅是关注；韩书记的离开让娃娃鱼项目彻底落空，让茅溪乡人们为此买单……躺在病床上的刘小京终于明白，在这样的地方，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我们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比皇帝更远的其实是理性与现实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天鹅绒监狱》是他致敬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同名作品，试图用小说的文体，来探讨当今中国式“镣铐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天鹅绒岛屿听起来是一个美妙而诗意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是一座艺术家的监狱，艺术家们只有按照老板的意愿工作，才能获得尊重和自由。作者认为，它如此契合中国当前的现状，以至于涌生了用小说阐述的冲动，也有了写作生涯中最为笨拙的一次书写。“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小说。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于它的无法发表。透过当今中国文学繁荣的表象，也许我们的‘发表’才是一种真正的‘镣铐美学’。”总之，郑小驴笔下的人物多是些难以融入社会的边缘人或有挫败感的青年弱势群体。社会、家庭、伦理、体制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投射，无形之中使他们的命运发生着偶然或必然的改变，这种改变背后夹杂着无尽的心酸和无奈，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时代种种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对立。 
　　二、借诗歌之魂诠释大美生活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是语言的天才。“湘籍作家”李少君和周瑟瑟是�@一群体中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用灵动的文字、充沛的情感，诠释着对生活和诗歌的热爱。 
　　“自然诗人”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在自然的庙堂里》《文化的附加值》等，主编《21世纪诗歌精选》，诗作入选大学教材及百年诗歌大典等数十种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文、德文、韩文、瑞典文、塞尔维亚文、越南文等，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他所提出的“草根性”已成为二十一世纪诗歌关键词。现为《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2016年，李少君出版了诗集《神降临的小站》（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在《星星》《花城》《扬子江诗刊》《中国诗歌》等发表组诗《荒漠上的奇迹》《疏离感》《常熟记》等；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多篇诗歌评论。这里，我们先主要探讨其比较重要的几首诗作。 
　　诗人李少君以自然风物、实地实景入诗，风格清新自然，语言典雅精炼，想象大胆独特，更重要的是能有感而发，以景达情，让读者在明白晓畅中感受一份奇妙的诗意。《神降临的小站》记录的就是诗人在零下40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所思所感。在辽阔、寒冷、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我隐约看到了“三五间小木屋，一两点灯火”，荒野上的我是如此渺小，小得如同一只蚂蚁。我被缩成了一个蚂蚁般大小的特定的“点”，从这“点”开始看世界，我的视野开阔起来，看出了许多平时所忽略的场景：远处空旷的马路、亮如白光的额尔古纳河、简洁的白桦林和那闪烁的星光、温柔的夜幕……我的内心从未如此安宁和温暖。最后，我还发现这就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心灵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广大，在这片神居住的神奇的土地上，我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灵魂的上升！梁宗岱说：“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的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在这首诗里，当诗人将自我无限地缩小，越过自身的狭隘、感受自我的谦卑时，诗人的内心世界变得异常丰富与开阔，自然世界的明净与澄澈也一览无余，这是大草原给予诗人的馈赠，更是大自然呈现给领悟者的巨大礼物。《常熟记》写江南小城，《荒漠上的奇迹》《河西走廊的雪》写河西走廊，《神之遗址》写九寨沟，这些诗作名篇都携自然入文，为大地作传，写出了新意，揭示了意义。比如，《常熟记》写出了江南小城的玲珑多姿，《河西走廊的雪》写出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波诡云谲，《神之遗址》写出了现代人对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存在的还念和召唤，等等。在李少君看来，一个优秀的诗人，“要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审美的典范，一种情感的安慰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在《荒漠上的奇迹》组诗当中，《布景》《冲决雾霾囚狱的潜艇》由自然界的雾霾联想到人精神意识的雾霾，令人震撼。在被雾霾充斥的都市，人们普遍茫然，甚至有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在这座巨大的人间毒气室里，诗人多么想拥有一艘百毒不侵、勇往直前的潜艇来“冲决囚狱”“撕开黑幕”。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诗性的自然观念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具有极大的价值。如今，在这样一个污染严重、雾霾横行的时代，诗性自然观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李少君在对自然的赞美与吟唱中表达了想要重建这一根本价值理念的强烈欲望，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也是其可贵之处。 　　“湘籍作家”周瑟瑟，生于湖南，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当代诗书画院院长。著有诗集《17年――周瑟瑟诗选》《松树下：周瑟瑟编年诗选》《卡丘卡丘》《缪斯的情人》等9部；长篇小说《暧昧大街》《原汁原味》《中关村的乌鸦》等5部；作品评论集《批评的盛宴》，以及三十集战争电视连续剧《中国兄弟连》（小说）等500多万字。在国内大型期刊《诗刊》《十月》《天涯》《山花》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外国刊物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外一百多家选本。2016年，诗人周瑟瑟在诗歌创作、诗歌评论、诗集出版、个人获奖、诗歌活动等方面都成绩可观。创作方面，先后在全国各大刊物发表诗歌180多首，主要包括《我的父亲母亲》《诗选刊》（2016.1）、 长诗《睡在父亲离世的床上》《北京文学》（2016.4）、组诗《向杜甫致敬》《草堂》（2016.7）、 《公欢的耳朵》《诗歌世界》（2016.1）和民间诗刊档案《卡丘》专辑《作品》（2016.3）等， 并出版个人诗集《栗山》， 多部诗作入选《新世纪诗典》； 评论方面，先后在《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创作与评论》发表《请以自己的方式写作》《从诗人的脸看百年新诗》《传统的现代性》等评论文章， 全面阐释自己的诗歌主张； 另外，主编《新世纪中国诗选》《大山的乳名》《看不见雪的阴影》、 合编《201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诗》等诗集，获得2016“第五届中国桂冠诗歌奖之诗歌卫士奖”；活动方面，参加《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诗》北大首发式暨致敬诗歌朗诵会和中国传媒大学致敬诗歌朗诵会、主持桃花潭百年新诗论坛、“扬州瘦西湖截句研讨会”、个人诗集《栗山》回栗山村与乡邻见面朗诵会及一系列访谈活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他的《栗山》组诗。 
　　诗集《栗山》是诗人采用截句形式创作而成，每首没有标题，且在一至四行以内，由“父亲的灵魂”“怀乡”“枯寂”“爱是慈悲”四辑组成。诗人在这100首短诗里将全部的情感认识浸染其中，固守情感的底线，写出个人的生命经验，完成了自我精神体的确认。栗山是诗歌创作的源地，是诗人精神的故乡。通过《栗山》，诗人将自己的语言节奏、诗歌意象、生命呼吸、内在结构和个人的精神状态融为一体，建立起“栗山：我的精神体”。周瑟瑟在《栗山》组诗朗诵会的现场向读者介绍创作状态时说：“他试图创造一个‘语言中的父亲’，那个时时照护着他的父亲虽然不在了，但父亲的精神在诗歌里复活，父亲的遗训‘诗硬骨’在写作中转化为一个男人不屈的爱。”截句诗集《栗山》是诗人献给父亲和故乡的一部情感力作，它用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异乡人的思念打动了无数的读者，让我们看到一个诗人灵魂的漫游和赤子般的情怀。诗人用《栗山》告慰高大的父亲，在平静充盈的画面中，看到了诗人的泪流满面；在没有标题统摄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新文体写作者的付出和勇气；在一次又一次真实、贴切、饱满的描述中看到了一个集游子、赤子、孝子于一身的现代派诗人形象。《栗山》是栗山的，更是当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三、运散文之神投射多变人事 
　　这一节，我们主要以散文为载体，细细品读“湘籍作家”陈启文、熊育群和蒋子丹笔下那些真实性与审美性兼具的文字，用心感悟文字背后投射的鲜活现实和人世沧桑。 数年来，作家陈启文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孤独地写作，作为自由作家，他执着地恪守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他是中国新乡土散文写作的实践者和代表人物，他的文字有一股来自大地强烈的、蓬勃的原始生命力，并从原生的力量里提炼出了真实的生命气息和纯粹的审美精神，显现出文本特有的异质与锋芒。2016年陈启文延续了这一纪实、本真、自由的写作传统，用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形式完成了对现实和历史人物的双重书写。他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有：《黄河源生态忧思录》（《天涯》2016年第1期头条），入选《2016中国年度报告文学》《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2016报告文学》等选本、《马家窑调查》（《中国作家》2016年第2期），入选《2016中国报告文学精选》选本，获得第一届灯都古镇杯・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大河上下》（《清明》2016年第2期），并在《文艺报》发表了《大河上下》的创作谈――《面对黄河，惟有敬畏》一文。散文作品有：《大宋国士》系列散文之《脖子最硬的人》（《红豆》2016年第3期头条），获第二届红豆文学奖，以及《时空中的一个坐标》（《北京文学》2016年第1期），入选《2016年中国散文精选》《2016中国散文年选》等选本。出版的著作有：《东江纵队》（花城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此书成功入选“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2016全国书博会10大类值得期待的图书”、与湖南卫视合作出版了中法合作电视纪录片《寻梦蒙达尔纪》。 
　　“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将受到大自然的加倍报�汀！闭馐俏按蟮际Χ鞲袼苟匀死喾⒊龅木�示，《黄河源生态忧思录》用事实和数据毫不隐讳地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名历史的追踪者，陈启文对黄河源区的大片土地拥有深厚的感情，他无法按捺内心的憧憬与冲动，即使是步入中年，也一定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体验先辈筚路蓝缕、跋山涉水的艰辛，开启一段绝美而悲壮的旅程。于是，我们知晓，黄河源区的生态系统已遭到严重破坏，从河流湖泊干涸、多年冻土消融、草场植被退化、高原鼠灾泛滥到冰川雪崩，这些灾难前夕的种种征兆表明，黄河源区已陷入一种随时面临崩溃的恶性生态链中。跟随作家的脚步，我相信，任何一个感恩于母亲河哺育的中国人内心都无法平静，心痛、悲伤之余，更应有所作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价值和力量所在，也是一个文人良知的体现。但读到最后，作家心如止水，突然明白黄河正如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天命，天命如水。这种深深的命运感在彰显文学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的同时，也凸显了文人在这个时代的无奈和妥协。《脖子最硬的人》和《时空中的一个坐标》同属《大宋国士》系列，是分别向宋朝名士胡铨、文天祥致敬的历史散文。胡铨是历史上庐陵“五忠一节”中的第三位名臣，同时也是“南宋四大中兴名臣”中的最后一位，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这篇散文为读者还原了一代士人坎坷而传奇的一生，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短暂的呐喊和经久的折腾，隐忍千年，留给后世的是一份忠臣的浩然之气和一介书生的儒雅之姿。历史在必然的轮回与偶然的阴差阳错中总是惊人的相似。北京东城的府学胡同63号，曾经的元朝兵马司土牢，是时空坐标系中千千万万个点中的一个，却成了民族英雄文天祥最后的归宿。他是这个王朝最后的守望者和真正的尾声。纵王朝已灭亡，但英雄的一腔热血血祭于此，无论山河流转、物换星移，都化成一座永生的大都之魂。这是一个灵魂的坐标，既宣告历史的开端，也暗示历史的结局。 　　接下来，我想谈谈“60后”作家熊育群。2016年，他有3篇重要的散文佳作值得关注，分别是《时代的趣味》《游荡的江湖》和《国色天青》，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笔下那一段段绵密隽永、意味深长的文字感受作者对时代、对历史、对文化的深思与体悟。首先，这个时代的趣味变了。经济发展、技术革新一方面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颠覆了这一代人的生活、价值和伦理观念。文学在这个万花筒式的时代变得绵软无力，以往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些闲雅、从容的文字和绵延、美好的情感已渐渐消失，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如水一样从文字的石缝间滑落，人们转身面对的只有自己欲望化的身体和无处安放的灵魂，丧失了基本的时间、天地观念和对生命的敬畏，一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俨然已经到来！作家用文字表达自我的无所适从，更用文字表明自我在这个时代的坚守。在熊育群的“生命意识”里，只有朴实的生活才是生命所需要的，人们应该拒绝文明先进与落后概念的单纯区分，不忘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好与纯粹。其次，历史兴替、江湖变迁都无法逃离岁月暗含的某种无法抗拒的力。历史文化散文《游荡的江湖》写的是作者经汉水、入洞庭，探究楚地江湖的所思所叹。屈原的流放、洞庭湖的变迁、文人的游历等都在作者的笔下一一还原，呈现了作者对岁月对沧桑江湖的一种追祭和缅怀，对故楚和先祖的一份追悼和哀思。在作者的眼里，历史的烟云终究消散，但江湖之忧，永无穷期。江湖漫漶、山河变迁改写着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这沧海桑田的演绎，如劫数一般穿透岁月的长空，迎合了人类命运里某种暗示的力量。最后，关于文化，文化只有与生命个体自由结合、活在人心灵之上才具有持久的魅力。我们的民间是一个文化宝库，《国色天青》以“汝瓷”为描写对象，探寻汝州过往，在烧制汝瓷的现场见证泥土的脱胎换骨，感受泥土的庸凡朴实和孕育生命的绵延深厚，敬畏之感油然而生。总之，熊育群的散文创作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情怀，在多年的行走与阅读中，求真探美，抒写性灵，让人回味良久。 
　　在去年的“湘籍作家”评点中，同郑小驴、周瑟瑟一样，蒋子丹也只是被简单提及，实属不当。她是湖南涟源籍一级女作家，1957年生，1971年开始在湖南参加工作，先后做过话剧团演员、校对员、文艺编辑等。1988年迁居海南，历任《海南纪实》�s志编辑、《天涯》杂志编辑、主编、社长。现为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海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昨天已经古老》《桑烟为谁升起》《左手》《黑颜色》等；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回忆冬天》《岁月之约》；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地理文化散文《边城凤凰》；部分作品被译为法、英、日文在境外出版，先后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和“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蒋子丹的文学创作与她的生活、工作经历息息相关，这一特点从她2016年公开发表的两篇散文《杂事锁记》（《书城》2016年第9期）和《彭师累了》（《长江文艺》2016年第6期）中清晰可见。1995年，蒋子丹开始担任《天涯》杂志主编，协助社长韩少功进行杂志的重要改版，并担任杂志主编达八年之久。值此《天涯》改版二十周年之际，举行纪念会，发表《杂事锁记》，具有特别的意义。名为杂事，实为金子，闪耀着智慧之光。今天看来，《天涯》杂志的成功改版可作为当下众多文学期刊转型升级的借鉴典型，可在这一切到来之前，经历了多少怀疑、蔑视、窘困、屈辱，又有谁知晓呢？蒋子丹满腹深情地回忆着过往跟《天涯》一起成长的日子，讲述着那些关于发行、约稿、退稿风波中的诸多细节，感慨万千。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编辑，笔者更加能够感同身受。办刊人的酸甜苦辣、编辑们的笑泪人生，真的只有经历才会懂得。这篇真实的锁记，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办刊经验，更彰显着作者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与观念。她说：“一个人无论你的相貌何如，年龄几许，能用自己的劳动实现认定的理想，就是你一生最生动最美丽的时光。……我们所有的经历和付出，仍然以它们自有的方式存在着，默默地生长在人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旧事重提，深情款款，更像是作者交给人生的一份满意答卷，值得所有的人们惊讶、敬佩和感动。《彭师累了》同样是一篇纪实性散文，以一个学生的视角考察中医传奇，讲述医者仁心。彭师就是湖南著名中医彭坚，十年的师生情谊，足以让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走进另一个人的生活，窥探另一种人生。当发现“彭师累了”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师父发自内心的挂念和赞美。 
　　四、以随笔之名感悟多情人生 
　　随笔，属于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具有篇幅短小、形式灵活的特点，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成为许多作家抒情达意、针砭时弊的常用体裁。同时，据笔者观察，这种文体形式更容易受到阅历丰富、思维活跃、年纪稍大的作家们的青睐。比如，2016年，“湘籍作家”群体中的黄永玉、易中天、盛可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用随笔这一文体，或呈现丰富的心灵世界，或鞭笞社会丑恶，或感悟多情人生，不一而足。 
　　一看九十岁高龄的耄耋老生黄永玉如何笑看风雨人生，安享晚年。在《每天的日子》中，黄老身处佛罗伦萨，每天单调至极，但并不讨厌。在每天枯燥而忙碌的画画、写作当中，获得“知足、不知足”的启示，并决定快快乐乐地工作下去；在《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一文中，让我们窥见了一个“老顽童”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充盈。他告诉我们，人生要从容一点，拒绝嚣张，自觉寻找快乐，学会谅解。“世界长大了”表明自己对生命的思考成熟了，“我也老了”叹息时光不复返之外，却也在这近一个世纪的生活积淀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传统和艺术风格，拥有了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享有与朋友聚会聊天时的闲适与惬意……随笔《心与境》中，黄老用富有哲思的语言探讨“享受的要诀”，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每个欲望都市中的浮躁心灵开出了一剂良药。人生享受的关键不在于物质财富拥有的多少，不在于所处环境的静还是闹，不在于事务的忙或闲，全在乎人的内心。如果贫穷的人常存知足的心，安心立命于求道的心志上，不随境遇的优劣而转变，这颗心便能享受天大的快乐；如果身处闹市，内心仍能一无慌乱，澄明如镜，也可自得沉思之趣；高人能忙里偷闲、赏花读书，俗人能没事找事，庸人自扰。总之，戒除贪心、嗔心、痴心，学会安心，自然能好好享受。黄永玉老先生还告诉大家：“我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 　　二看古稀之年的资深学者易中天如何运用底线思维，针砭时事。在《中国最缺什么？》一文中直指当下中国“最缺底线”的弊病，抨击假恶丑，“守住底线，不唱高调”之声振聋发聩。中国人说话办事从来就有底线，也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生生不息。但在当下“道德做假”横行的中国，最缺的就是底线。因为丧失了底线，企业弄虚作假，学者指鹿为马，裁判大吹黑哨，官员贪赃枉法，林林总总，岌岌可危。底线是基础，是根基，是旦夕不能缺失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人都应该为此坚守。除此之外，易中天先生还发表了《先生的“诤言” 远逝的雷声》《最是学人不自由》《教育不是成王败寇，而是望子成人》等观点犀利、批判尖锐的议论性随笔，在揭露一部分社会疾病、行业丑陋的同时，也从思想、教育各个层面带给人们全新的思考。作者认为，吴冠中先生走了，因不被人理解而走得很寂寞，不带走一丁点笔墨。这样一位独立思考的美术大师为何不被理解呢？那是因为中国的“精英层”和“知识界”严重缺乏有思想的头脑，有的只是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满腹的功利，一脸的麻木，民族的希望又在何方呢？为何中国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都缺乏有思想的头脑呢？那是因为最是中国的学人不自由，他们都在体制规约的深宫大院内，带着镣铐跳舞，毫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言。教育体制有问题，必然导致人们教育观念的扭曲与滞后，“成王败寇”无形当中成了今天教育评价的标准。但教育的根本遵循应该是“以人为本”，教育的终极目标首先应该是培养有独立人格、思想健全、个性鲜明的人，而不应人云亦云，本末倒置。中国的问题很多，这样一位有思想深度和职业操守的学者看得也很透，但仍不放弃对梦想的追逐，他的中国梦就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让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成为真实的人、善良的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 
　　三看野蛮生长的“70后”女作家盛可以如何思念故乡，渲染真情。精品随笔《故乡去了天堂》《喊山》《燕子花与油菜花》都在作家一种回忆性的描述中感慨故乡已被时间打败的不争事实。小时候，那个头扎两个“冲天炮”的小女孩挖蚯蚓、穿鱼钩、选钓竿；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猜谜语、听哥哥讲故事；喊山、炸爆米花、向往远方，等等。现在，故�l已被点点掩埋，古迹拆修，污水横流，回乡时每每感觉如困兽在笼，无处可去。围炉夜话、结伴而游、摘菜赏花现只存留在人的记忆里，乡村的许多美好在渐渐消逝，留给作者的只有伤怀、眷恋和对“曾经拥有”的珍惜与爱。其实，盛可以的文字张狂而富有野性，思想另类，极具张力，甚至给人一种凛冽之感。但在她回忆录似的随笔集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温婉、细腻的女子内心的温柔多情，也许正如盛可以自己所说：“人越老，心越赤。”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文学又将这一切捡拾包装，供人们回味、缅怀，真好！ 
　　五、依评论之托呈现多元自我 
　　作家的创作与评论家的鉴赏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一个文学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评论以创作为前提，又在创作中发挥引导作用。一个好的评论环境、一位优秀的评论家、一篇优秀的评论文章等对作家创作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反之亦然。实际上，许多“湘籍作家”都有这样的文学自觉，既从事创作，又撰写评论；甚至既是作家，又是文学评论家。鉴于创作与评论的特殊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把部分“湘籍作家”的优秀评论文章进行简单梳理，尽可能地呈现一个作家全部的才情与智慧。这里，笔者主要选取彭学明、李少君两位作家代表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发表的部分佳作为例，供大家参考。 
　　彭学明，1964年生，湖南湘西人，现任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拥有作家与评论家的两栖身份。散文屡次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先后获湖南青年文学奖、中国第十一届图书奖、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近年创作出版的长篇散文《娘》在国内引起轰动，荣获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2016年，在散文写作方面，有《梅州的时光》《如果爱有轮回，我在浦市等你》《无锡膳》这样的精美篇什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文学评论方面，先后有《文学批评要有大格局大气象》（《文艺报》2016年3月28日第6版） 《心有多广阔 爱有多深沉》 
　　（《光明日报》2016年8月15日第13版）和《在向善向美中超越》（《文艺报》2016年12月21日第6版）等专题文章与读者分享，分析切中肯綮，掷地有声。 
　　彭学明的文学成长之路是从文学创作开始的，再转向文学研究。所以，他对作家如何进行创作、评论家如何做出有影响的评论、如何正确处理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等都是有发言权的。首先，文学评论对作家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因为作家的文学创作需要文学评论这个强大的助推器，作家需要文学评论家这个温暖的人梯，才会走得更快。在此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各个范围内的评论家能够抱团发声、集体合唱，形成合力，那对推介新人、推动某一地区文学的发展，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就散文创作而言，散文是一种最自由活跃的文体，也是最广阔最包罗万象的文体。散文的语言一定是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语言，美是散文的本质，真是散文的灵魂。优美的散文一定是情怀向善、艺术向美的，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读者是理想文本的唯一裁判，只有那些看了还想看、读了还想读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散文文本，作家应自觉在向善向美中超越；还有，就评论而言，优秀的评论家一般都有宏阔的视野，拥有自己的格局，有大格局才会出现大气象。对于青年批评家来说，第一，我们的眼光不要只跟踪热点和大家、名家，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新人身上，发现新人、培植新人是评论家的责任；第二，一定要注重面、点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因为面的研究是考量一个批评家的理论高度和学术高度的，而点的研究是考量一个批评家发现能力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通过综合性研究建立自己的学术高地和学术高度，才能成为优秀的批评家；第三，学术研究还要讲究系统性。系统性的研究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领地，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最终才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名家。 　　“湘籍作家”李少君既是一名诗人，也可看作是一位诗歌评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诗学评论刊发在全国各大报刊。2016年，先后在《文艺报》《人民日报》《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发表《当代诗歌的美学呼唤》《当代诗歌四十年》《诗歌是一种情学》《中国诗歌健步走向世界》《我的心、情、意》等一系列时评，详细阐述自我的诗学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包括： 
　　第一，诗歌是一种情学和心学。情，是人这个主体的一种特殊观照，诗人们以情为学，就是为情而生者，以情为生者。文化、艺术乃至诗歌，都是由“心”感受而生发出情并将情感物化的结果，情是内核，艺术需要情深，只有深情才能产生美的艺术。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抒情性”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特质，是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优秀基因。 
　　第二，在新诗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对中国当代诗歌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思考，并积极预言即将出现一个新的诗歌发展阶段。李少君把自朦胧诗发生影响以来的40年分为三个阶段：朦胧诗时期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对外学习，翻译诗盛行。朦胧诗无论是其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都与翻译诗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一个重新开始，是新的时代背景下诗人个体精神追求和现代美学追求的一个开端；文学寻根时期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开始对内寻找传统，在“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的潮流中加速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台湾现代诗在大陆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21世纪开初的“草根性”时期为第三阶段，这是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的阶段。网络诗歌出现、底层草根诗歌崛起、女性诗歌扩张等，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现象。最后，一个新的阶段，诗人李少君称之为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在�@个阶段，具有美学典范性的诗歌和诗人即将出现，并将确立真正的现代美学标准，呈现独特而又新颖的现代美学形象，从而建构现代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精神价值，安慰人心。 
　　第三，对中国诗歌如何走向世界提出建设性意见。一方面，要重新正视诗歌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性都能世界化。只有那些经过筛选后具有独特性和深刻性、符合人类共性和世界化规律的部分，能为人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做出贡献，最终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诗人需要自我超越。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优秀诗人的创作需要一种建基于民族与传统而又有所超越的全球化意识，一种建基于个人深刻体验的对人类共性和共同命运的思考与担当，以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和维护。在忠于个人内心的基础上，广泛学习吸收古今中外经典诗歌的精髓，不断提升自我水平，在打造自我独特诗歌美学特质的艰难过程中完成超越，成就自我。 
　　“湘籍作家”薛忆沩说：“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这是最辽阔的祖国。这是最富饶的祖国。 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写作者将会在那里汇合，尽情享受想象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 是的，“湘籍作家”群体用富有个性、饱含深情的文字自由徜徉在文学的园地，这园地里，有诗人营造的唯美浪漫，有小说家虚构的不完满现实，有散文大师建构的诗意空间，还有文学前辈分享的人生智慧……2017年，让我们一起在美好的祝愿中期待他们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实现更大的狂欢和最美的绽放！ 
　　（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