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的知 识分子

 　有一次去一个读书沙龙，听阿丁老师提及一个观点，他说公知就是如果公交车上有人用手机外放大声播放凤凰传奇的时候，能够告诉他“这是公共场合，请把外放关上”的人。说得太好了，公交车和地铁不正是最好的阐释“群己权界”的场合吗？公域和私域模糊地交织在一起，制造出很多敏感地带，尤其在北京，简直太敏感了。 
　　但是已经很难有人会为了公共利益说些什么。人们开始习惯无限度地推崇消极的自由，别人无权制止我做哪些事情，这当然值得鼓励，但少有人反过来想――我真正能做的有哪些事情。 
　　我想起在地铁里遇到的一个榜样。那天回家很晚，车厢里人不多，有个男生玩着手机，音量可能是调到了最大，本来挺安静的车厢变得比嘈杂更难以忍受。我想去制止，但一看那魁梧的身形我又嘀咕上了。大家都面面相觑，无动于衷。 
　　我正犹豫着，迎面走过来一个稍显瘦弱的男生开了口：“你的声音太大了，请你调小一点。”当时我感到万分羞愧，那名男生看起来比我还要单薄，可我却坐着，沉默地表示感激。然而摆弄手机的男生连头都没抬，也没有吭声，当然也没调小音量，而是继续玩着游戏。紧接着，瘦弱的男生再一次重复了自己的话：“请你调小一点。”随后拿着手机的男生斜挑着眉向上看去，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会儿。”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停下来，不再劝说，因为该做的我都做了，而我总不能为了这个跟他打一架。但那名男生还在坚持，他说：“你声音太大，别人说话都听不清楚。这是公共场合，请调小一点。”这是第三次说了相同的话。我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感觉自己可能比他还紧张，甚至盘算着要不要出手相助。可是当他说完，玩手机的男生真的停了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左右，大家都在看着他，可能他感到难堪，车一停就下了车。啊，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在大家都不讲理的时候还在讲道理，他们必须要相信这能够带来改变，而不是一下子就放弃了交流，然后急于哀叹和批判。 
　　（摘自《文苑・萌》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