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林贤治

 　缘起 　　黄土路约我写一写林贤治。 　　很久以前，我确实就想写他了，从个人角度，我有很多感言――对于青年编辑，他是如此不吝赐教。我有时拿点拙作给他看，他一律热情、友好，鼓励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意见。对我来说，这样的老师是唯一的，对他来说却是多么经常的事。 
　　日常生活中的林贤治老师，是宅男。他饮食简单，爱吃清蒸鱼，喜好绿茶，小众的饭局里，他常常激越飞扬，谈文学说革命话理想，兼谈时事。在上班必经之环市路上邂逅，最具动感，常伴有爽朗的相逢大笑，而转瞬他便迈着轻快的脚步消失在人流之中。他不是在去出版社的路上，便是在去广州购书中心的路上，那通常都是下午之后的时光。傍晚四五点至七八点，大概是他在编辑部伏案工作的黄金时间。他的桌子，是典型老编辑的案头，左边一堆稿件，右边一堆杂志，旁边一摞书，附近又一柜书。书真是太多了，而且还每日增多。他是我认识的买书最多的人之一。 
　　有一天，我认真地采访了他，是关于出版生涯的。作为学者，林贤治著作二三十种，获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旷代的忧伤》是其一。作为职业编辑，30年来，他责编的图书约300多种；而作为选家，明明白白在编选和主编者上署名的图书也在200种以上。编选如此数额庞大的图书，在全国也是极少见的。这类图书，与他的作家身份一脉相承，表达了他作为一名正直的文化工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这砖砌成墙般的系列图书，它们的诞生过程与面世后的影响力，默默注释着林贤治“编辑家”的身份。 
　　文化积累：为新文化传统添加砖瓦 
　　林贤治个人编辑的图书，基本上有两个方向，相当于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个“文化积累”，就是把经典的、优秀的、有代表意义的文本编选出来。这部分图书是无论何种时代都需要的，毕竟文化有传承的过程。但是，他对旧文化是警惕的、批判的。在这里，他是批判地继承，是为延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添加砖瓦。另外一个方向带有启蒙性质，就是把全人类的进步的观念，通过图书的形式传播，从而改变人们的观念、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他编辑的基本上都是文化类的书，到了90年代之后，显然更为注重思想启蒙的工作，明确而专注。 
　　80年代初，林贤治在研究鲁迅的同时，深入阅读中外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此外，他也广泛研究鲁迅的同时代人，大量阅读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文集。在这个基础上，他化名主编了20本的《人生文丛》。丛书第一辑集中出现了胡适、周作人等人，因而惹来个别权威人士的批判。《光明日报》《中流》杂志就有文章批判他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错误引导青年读者。现在看来，这些批判显然是极“左”的。 
　　90年代末，林贤治组织学界人士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当中有《霍克海默集》、《詹姆斯集》、《别尔嘉耶夫集》、《巴赫金集》、《卡夫卡集》等等。这套书由上海远东文化出版社出版，后来还重版了几次。 
　　林贤治认为，“要谈论文学，不能不谈论精神，精神的存在，决定着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文学是精神的创造物”。21世纪初，林贤治主编了文学年度选本《文学中国》。2008年，林贤治主编了《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这套书，收纳了从1917至2007年中国作家的文学文本，也是“精神文本”。当中许多作家是一般文学史和文学选本所忽略的，如师陀的小说，黄翔的诗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新文学的诞生，迄今不足一百年历史，而且，整个历史进程非常的不平坦，有过许许多多压力和干扰、诱惑和禁忌；就整体而言，传统是短暂的、荏弱的，精神是匮乏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学习和吸收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实，这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精神还乡，返回到人的存在上来，回到新文学的源头里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他还这样写道：“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需要飓风般的精神的推动，而这风暴，是由作家乃至周围人群的众多个体的战斗呼吸形成的。在这个转折的年代里，在沉寂已久而又代之以喧嚣躁动的此刻，英国文学的革新家柯勒律治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的信里有一句话，对于我们，可以说不失为一个警示和鼓舞。他说的是――必须同普遍的精神不振与顺应形势的状态做斗争！”即使在这类文学选本中，他也非常强调“自由精神”的首要性，认为它是美学的引擎。 
　　与此相承的是，他又主编了《中篇小说金库》，当中有莫言的《红高粱》等。这套书一直在花城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之中，至今已经有70多种。像《世界散文丛编》（4种）、《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6种）、《文学馆》（已出3种）等，都属文化积累方面的经典之作。 
　　他还给他热爱的作家编过多种选本，鲁迅的有《鲁迅文集》（5卷评注本）等4种，萧红的有《萧红十年集》（上下）等4种，仅两个作家就编有近500万字。 
　　坚持思想启蒙 
　　思想启蒙方面的图书，即思想倾向比较明显的，是林贤治更愿意做的编辑工作。这方面，他编辑了数量可观的丛刊、丛书。丛刊有与邵燕祥合编的《散文与人》，还有《记忆》、《读书之旅》、《人文随笔》、《人文中国》等多种。在丛书方面，主编有《曼陀罗文丛》和《曼陀罗译丛》、《沉钟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文丛》等等。此外，还策划出版了《花城谭丛》和《花城译丛》。他提出动议，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的中文版全部编选为一套丛书出版，共12种，由他联合另一位合作者共同完成。 
　　林贤治还编选过《野百合花》这样的“毒草”合集，编选过“黑五类子女”的集体记忆文集《烙印》。后者是带社会学性质的文本，至今国内仅此一种；出版后，先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多家媒体采访，影响很大。 
　　此外，既是文化积累又带有自己思想倾向的图书，代表之作当推2012年编选的6册《人文经典》丛书。这套大型精装本丛书，“一个人的选本”，精选古今中外政治、哲学、历史、文化、文学（小说、随笔、诗歌）等最为著名、最有启发性的文本，配以导读文字、注释和图片。“这些作品之所以神圣，正在于它们在封闭中为人们打开前进的道路。”封底引用意大利人瓦拉的话说，大概这也是林贤治起意编选的宗旨吧？在所有编选的图书里，大概这是林贤治花力气最多的，几乎以一个月一本的速度出来。六本书里的序文、介绍文字几万字全是他一人所写。目前这套书获重版，并直供农家书屋，是广受欢迎的一套经典丛书。 　　他说编辑的眼光“要放在空白地带，放在荆棘丛生少人走动的地方”，“要做别人没有做，或不愿做、不能做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这是做编辑的境界，是编辑素质的最高体现。《哲学船事件》、《地下》等都是很好的案例。这些书原来根本没有现成的稿件，都是林贤治根据自己的想法，或已有的一些线索亲自策划，制订体例，组织和策动、督促作者、译者成书的。 
　　《哲学船事件》，该书使用了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材料，为苏联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新的史实，开阔了读者的视野。第一次把十月革命后流放大批知识精英这样震动世界的事件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呈现，这在中国是唯一的。 
　　2013年出版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岛》，也是林贤治策划，国内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访学俄罗斯编译而成的古拉格痛史。这本书揭秘了苏联乃至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索洛维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20世纪20年代，俄国著名的索洛维茨修道院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改造成了苏联乃至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掀开苏联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林贤治对美国政治学者阿伦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很高的评价。此书中译本最早由台湾出版，林贤治把其中最关键的三章内容刊载于《读书之旅》丛刊，是大陆首次引入者。书中把苏联和纳粹德国作为极权主义的代表。林贤治重视有关极权主义方面的图书，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希特勒万岁，猪死了》、《寒星下的布拉格》等书讯，立即联系版权，组织翻译出版。 
　　《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的这部禁书是中国第一次出版。这是批评十月革命的书，也是在林贤治的鼓励和催促之下生成的一本书。当时林贤治已经离开出版社，《文艺报》的女编辑李维永写信给他，说有朋友想翻译这本书，但怕出版不了，问他是否可以帮助出版。他当即复信这位编辑，同时写信给译者余一中，敦促立刻翻译，并担保负责出版。他深知这部书的重要性，虽然当时他是报社编辑，没有出版资格，但出于某种道义，还是将出版工作包揽在身上，当了催生婆。几经辗转，最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前几年还在花城出版社再版。 
　　《地下》这本书的“出生”也有“传奇”。在20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波兰、捷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作家、学者们，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作品采取了“萨米亚特”，即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如何形成的？缘起是林贤治见到《书屋》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说到东欧地下出版情况，马上联系作者景凯旋，希望他能按照文章里提到的一些作者，把东欧这块地下出版的东西找出来，编译成书。《地下》出版后，反响很大。 
　　《儿子，你要活下去》，这是一部反映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回忆录，是作者逃到国外后的回忆，写他全家族人员如何被摧残致死、儿子失踪的故事。当时柬埔寨全国被迫害致死人数达十分之一，至今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审讯其领导人。在我国，除了领导人之一的传记《波尔布特传》之外，鲜见其他相关的图书；作为非虚构作品，《儿子》恐怕还是第一部。 
　　本书是林贤治在和他的一位读者见面闲谈中得知原著信息的，他鼓励这位读者亲自翻译，由他负责出版，于是读者变成了译者；现在，林贤治又为他出版了第二部译著《永远的叛逆者――茨维塔耶娃的一生》。 
　　《灰皮书，黄皮书》系列也是如此。当时林贤治在报纸上看到某位朋友发表了几篇关于灰皮书的稿件后，立即与他联系，鼓励他按照一本书的框架写作，结果形成了国内有关“皮书”的第一本书。此后，他还几次鼓动中央编译局资深研究员、灰皮书翻译的参与者郑异凡，集中了一个长者群体的力量，完成了另一种关于“灰皮书”翻译出版工作全过程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性质的专著，成书后由他介绍给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抢救“历史遗产”的工作，可谓功德无量。 
　　林贤治认为，思想启蒙是文化人、出版人的头等工作，也是长期性工作。在这方面，他特别重视翻译，很可能受了鲁迅的影响，认为现代观念多从西方产生，为此，他也就在他的文章中自称倾向于“西方主义者”。 
　　致力于恢复社会记忆 
　　作为一名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林贤治回答两条：第一条，必须具备较为丰厚的专业知识。第二条，编辑要具有文化理想、人文关怀。这些人文底蕴，能体现自己价值观的东西，是构成图书编辑的特质。 
　　采访林贤治老师，印象深的是他强调做编辑要有自己的原则，一是做人的原则，二是思想的原则。他说，作为编辑，要“有你的追求，有你的判断”。首先是有追求。有追求这个太重要了，有了追求，工作才会由浅至深，慢慢做好。他认为，编辑是一项具有人文关怀的、高尚的、也是高难度的职业，如果只是认为与饭碗有关，那么与开餐馆没有什么两样。做书要有文化情怀，眼界开阔、立意高远才能做文化的事业。 
　　2004年，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寻找家园》对“右派”生活有着惊心动魄的描述，而且文字老练，自成风格。书稿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晓从美国拿回来的。她在北京有很多出版资源，但书稿很长时间还出版不了，于是林贤治跟徐晓要了过来。这份书稿林贤治只删除了极少的“敏感”的文字，基本上是按原样出版。林贤治看过《读书》杂志发表过高尔泰的一两篇文章，认为他的身份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同。即便如此，看本书对作家的介绍可以知道，林贤治对出版的每个细节仍然是非常讲究的。 
　　这样的成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林贤治说：“做编辑，需要发现的眼光，要知道书稿的价值所在，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的人文环境。要明确、坚定、胆大心细；有战略性，也有战术性、策略性，要有技巧。” 由一个意念、一篇文章、一部稿子到做成一本书，这之间需要的就是“编辑思想”。 
　　2008年，林贤治出版了《定西孤儿院纪事》，从而开启了杨显惠“命运三部曲”出版，另两部是《夹边沟记事》和《甘南纪事》。叙述反“右”运动的《夹边沟记事》最早曾由《北京文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定西孤儿院纪事》在出版社报选题时，部分在《上海文学》发表过。当时，在选题会议上，出版社社长说在《文学中国》中看过这书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怎么出呢。于是林贤治立下军令状：如果书出问题，宁愿接受处分。林贤治说，为什么我要做这本书？――那三年发生了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历史作品没有反映这个事实，连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定西孤儿院纪事》是第一部。杨显惠的这三本书，每年在花城出版社重版1-2次。为此，作者杨显惠后来还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当然，对于林贤治个人来说，他认为前两部是好书，写出了历史的真实，有正视的勇气，有人道主义的情怀。至于《甘南纪事》，他认为有两篇非常优秀，但总体历史感较薄弱，分量不够，阅稿期间，他曾建议作者去掉几篇，更补写几篇。杨显惠很尊重他的意见，一周后致电说：我的身体不行，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先出版再说吧，将来再做一个修订版。大概因为前两部的影响比较大，后来《甘南纪事》还在《南都》得奖。在得奖采访时，林贤治拒绝了陪同采访，理由仅仅是，他认为杨先生的第三部书《甘南纪事》不够好，达不到他要求的水平。这就是他的“编辑原则”。 　　他认为，历史常常会遭到遮蔽，所以做“去蔽”的工作很重要。要“去蔽”，首先要尊重事实，抢救史料，恢复社会记忆。他说，鲁迅多次批评中国人健忘。文化工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防止一个民族对历史的遗忘。 
　　到“地底下”挖掘 
　　作为一名编辑，林贤治认为，其中有一种责任就是对人才的发现。他引鲁迅的话说，“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又说要看“地底下”，意思就是：要重视小人物，“无名氏”，要注重新人的培养。 
　　《散文与人》是邵燕祥与林贤治一起主编的丛刊。邵燕祥在思想界编辑界很有影响力，有很多名人来稿。但是，在林贤治这里，如果不符合丛刊标准的稿件，他一律退稿。“我退了很多稿，冯亦代、董乐山等名家我都退过稿子。”他说，“不过，退稿时我会敬重地给他们写信，坦率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名家也是这样。”他这种敬业的态度，同样能赢得老作家的理解，继续把稿子寄给他。他引杜甫《论诗六绝句》：“不薄今人爱古人”，说是“不薄无名爱有名”。他说：“不管有名无名，关键是内容，是好东西。名气是虚的。一切都需要看文本，要有编辑的判断。”也因此，邵燕祥曾经笑说他编杂志就像编一个选本一样，意思是说他太严格。说到这里，林贤治说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对邵燕祥兄长般的宽容，表示特别欣赏的态度。 
　　读过林贤治为王业霖著的《中国文字狱》的序文会非常感动。这样的大题目，他敢于约请一个从来没有出过书的县文化馆馆员来写，可以看出他对“小人物”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