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生活

 写作，对我来说意味了快乐。我承认我喜欢这个让我感觉着快乐的事业，尽管它的核心微苦。我也承认，写作对我来说也意味要发现痛苦，艰难和向黑暗前行……它并不比快乐更轻，它甚至时常会将某些细微放大，放大到让人感觉承受的艰难――是的，我没有想到拒绝。我觉得，即使我不写作，痛感也会在我的生活和思考中层层出现，而我不写作，写作中的快乐却可能从不出现。 
　　在写作中，我寻找那种生活在树上的感觉，那种俯视和悲悯，那种爱着，却永远拒绝与生活平视，拒绝随波逐流更拒绝同流合污的感觉。同时，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我愿意自己的每一篇小说都具有一种前行的姿态，它得做出自己的发现，它应当多少摆脱“影响的焦虑”，它至少与我的以前不同。我渴望我的写作能给我自己带来“灾变”感，它甚至让我自己都感觉不安和尴尬，我对自我的解说都会感到艰难，无从下嘴……我愿意在写作方式和语词中埋下“灾变”的东西，这种小花样会让我在游戏和探寻中感觉快乐。我承认，对于技术我是迷恋的，对于未知我是迷恋的，对于人类的生存境遇，对人生存的种种质询我是迷恋的，对于未来我是迷恋的。这种迷恋也时常让我感觉恐惧。 
　　写作，对我来说……未说的部分可能比我现在说出的更接近我的想法，也更重要。 
　　我的写作 
　　我习惯将一个人的生存比做沙漠里的沙子。我喜欢对自己和自己的写作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沙漠中一粒沙的存在是存在么？它如何能在众多的沙中呈现它的面目，呈现是否真的具有意义？在风中，哪一点儿是沙子的声音，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写作也就是对沙子存在的追问过程。常常是在这个时间里我有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再过一段时间后它会遭到否定。我面对的是一个无解方程，而我有着固执的解题兴趣。当然，写作在我看来也不是提供什么答案的，它所做的也许只能是使问题成为问题得到呈现。在这点上，我有时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挑战风车的人，我的思考早就让上帝和先哲们笑过多次了，可我还是愿意继续这种过程。 
　　我时常将我的写作看作是在我侧面的一面镜子，在我的《那支长枪》《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如归旅店的叙事》等一系列关于父亲的小说中，我写下的实质是我自己。《那支长枪》是我至今较为满意的短篇，我在故事中的“我父亲”身上画下了我的侧影。我通过那篇小说来进行我的追问：假如一个人，他的生存欲望和生理欲望被一层层剥夺，他的尊严被一层层剥夺，他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被一层层剥夺，那他的活着还剩下了什么？我通过小说中的“我父亲”对我当时的生存进行着质问：我，一个没写出好诗的诗人，一个武装部的小职员，一个被疾病缠身的人，无论在家在外均无尊严可言，死亡马上降临（我当时认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这一生有何意义可言？我是怯懦的，只是重复了别人早已进行过的生活，我的个人性无法呈现。在小说中，“我父亲”制造了一次次的响动，这响动的目的是为了引人注意，然而它最终会淹没于巨大的平静和遗忘中。我也由我父亲的嘴向众人说出，我一次次的自杀一直半真半假，更多是假，即使剥夺在变本加厉地继续我也仍然怕死……我设想将来有机会我出版我的这本书，它应当就叫作《侧面的镜子》，封面是一幅有些夸张的漫画：一个画家，对着侧面镜子里的自己，画下一个比他年老许多的老头儿。这里有我对写作的理解：一个作家，只有不迷恋书写日常自我的时候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作家；而每一部优秀的作品，作者都是在场的，至少他的血液在其中涌流。 
　　因此上，我的小说基本支点是思考而不是激情，我更愿在诗歌中表达直接的情绪。引发我小说创作灵感的往往是一个词，一种对自我、世界的审视与发现，一种追问。而一个新奇的故事，一种曲折，一个“动人”的场景都无法激发我的灵感，作用我的小说，我为此也感到苦恼。我想我缺少这样的天分和敏感。在我身上，狂妄的自信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总是交替出现。 
　　短篇小说 
　　说实话，我对短篇说不上特别的偏爱，但它适合我。我的梦想是写一部像点样子的长篇，它繁复，指向模糊，“是一部包含众多的百科全书”。据说评论家李静也有此想法。写短篇，大约和个人的气质有关系，包括对小说技术的要求。 
　　在我已经写下的六十余篇小说中，除了八九篇小说是中篇外，其余的均是短篇。这些短篇的写作用去了我十二年的光阴，而且我现在也越写越慢，越写越短。我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我只在迎接，寻找，更多的时候是放弃。二��五年六月前，我只写了一个失败的短篇，而进入六月后我写下了三个很小的短篇，虽然短小，但它在我的失败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中将我暂时地救出了水面。 
　　我理想的短篇，它应当具有技术上的精巧，“准确”，它像被精心打磨的瓷器，是的，它还应当有某种易碎的性质。它应当具有良好的语感，它应当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未完成使它具有了回味；它指向人性，指向内心，却不是依靠外在的激烈达到的，而是平静，在平静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涡流；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更是短篇的唯一道德，它必须有一种前行的姿态，它应当具有不同，要有新奇感，但新奇感不只是来自故事。 
　　我理想的短篇：它要有微妙，要有沧桑感，它要在短小中建立悠长。它可以是片断，可以是侧面，可以只说“天凉好个秋”；它可以是一种游戏，简单或单纯，但必须有趣。 
　　在这段时间里，我对短篇的尝试是：一、如何发挥小说语言“计白当黑”的能力，拓展未说出的部分。我试想抽掉小说中细节的、转折的部分，让一句话构成细节，让别人小说已经做到的构成我小说中省略的部分。我只提供小说的骨骼支撑，其他都交给未完成。二、指向人性的隐秘，指向人性当中模糊的，不明示的，和真实有距离的那部分，而在叙述上则用平静的语调说出，它不带入我的主观情绪。三、努力让小说显得比我聪明。我得强调，它是这段时间里我的尝试，在下一个时间里，我所做的可能会有不同，而某些地方也许会恰恰相反。 
　　这个时代的写作 
　　我知道，所有时代的作家都会忽视他同时代的创作，他总会有所不满。那么我的不满只是众多不满之一，它显得具有延续性。确切地说，我在北京某刊担任编辑，不得不阅读大量的小说作品之后，我的不满有所加深。在这个时代，我们获得了小说创作数量上的丰收，同时也遭遇了创作质量上的整体平庸。“叙事空转”和“平庸高原期”已成为“时代征候”，许多的作家放弃难度和前行，在下滑的惯性中匆匆炮制，小说变成了一种快餐化的兑水写作，整体上，我们可见故事却无法“审美”。在影视影响和市场焦虑的双重夹击下，小说写作媚俗化倾向严重，它距离“艺术”渐行渐远。这个时代是一个集体性得到强化的时代，许多的小说家宁可混入也不愿被抛出圈外，“为大众写作”“为底层写作”的口号下掩藏的实质是一颗向世俗取悦的心。我想在米兰・昆德拉看来，我们的小说多数属于跟在小说之后的小说，属于已经死亡的小说。 
　　在整体的下滑和平庸之中，前行多少成了一种个体行为，在这种个体的写作中，他们坚持着艺术的正义和良知，坚持着对内心的深入和形式探寻，他们应当赢得敬意。 
　　一个朋友说过，当一名评论家最好不要认识一个作家，我觉得作为编辑和写作者同样需要距离，我向小说要的东西只能在小说中获得，我注意的点是文字所带给我的。所以，我并没有有意去接近任何一个小说家，即使我对他抱有某种的敬意。但我知道他们存在。我知道，在我的路上，有许多的灯盏在我的身侧和我一起默默前行，它减少了我的孤单感和恐惧。如果非要列举一下他们的名字的话，我觉得会是艾伟、张楚、刘春、徐则臣、刘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