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源远流长、悠久灿烂，其中卷帙浩繁的神话、长篇叙事诗、史诗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填补中国文学史空白的地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是没有史诗的民族，而实际上我国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史诗，而且篇章繁复、规模宏伟，比如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在世界史诗行列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鸿篇巨制。然而，在历史上，我国只有壮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土家族、朝鲜族、侗族、傣族、纳西族等部分少数民族拥有本民族的书面文学，多数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自己的作家。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自觉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跨度，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本书依据的是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新时期”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延伸性的理论范畴，涵盖了从1978年至今的文学创作。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本书所论述的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作为划分的标准，而不限定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一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刊杂志的创办促成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一些民族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得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结束了一些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从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型。几代少数民族作家饱含文学理想和激情，辛勤耕耘，在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探索中不断开拓创新，并以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和丰富内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三十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形成了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其中包括四代作家：第一代是解放前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的老作家，如李乔、马加、萧乾、沙蕾、端木蕻良、舒群、赛福鼎・艾则孜、李英敏、陆地、苗延秀、郭风、关沫南、李纳、牛汉、木斧、马瑞麟、穆青、华山、杨志一等；第二代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成名的一大批作家，如玛拉沁夫、孟和博彦、巴・布林贝赫、扎拉嘎胡、朋斯克、李�省�敖德斯尔、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库尔班阿里、铁木尔・达瓦买提、金哲、晓雪、孙健忠、柯岩、乌・白辛、高深、李英敏、杨苏、张长、赵大年、沙叶新、那家伦、莎红、黄永刹、韦其麟、周民震、包玉堂、伍略、张昆华、苏晓星、刘荣敏、柯原、滕树嵩、朱春雨、饶阶巴桑、汪承栋、汪玉良、石太瑞、杨世光等。这些作家历经磨难，到新时期笔耕不辍，将厚重的生活积累与深邃的思考诉诸笔端。正是在老一辈作家的呼吁与努力下，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不断开拓局面。第三代是“文革”结束后，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迅速崛起的作家，如乌热尔图、张承志、益希单增、艾克拜尔・米吉提、李陀、扎西达娃、阿来、吉狄马加、景宜、叶广芩、李传锋、叶梅、鲍尔吉・原野、赵玫、冯艺等，他们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第四代是在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崛起的青年作家，其中有6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石舒清、娜夜、央珍、梅卓、栗原小荻、庞天舒、巴音博罗、潘年英、蔡劲松、次仁罗布、潘灵、鲁若迪基、李进祥、王华，也有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如田耳、尼玛潘多、肖勤、马金莲、钟二毛、向迅、苏笑嫣等。这一批新生力量带着青春的锐气和魄力，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是未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生力军。 
　　除了每个民族都有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其他全国性文学奖项中，都有少数民族作家获奖。如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舒群的《少年chén女》、李陀的《愿你听到这首歌》、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王云高的《彩云归》（与人合作）、张长的《空谷兰》、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达理的《路障》《除夕夜》、蔡测海的《远处伐木声》、林元春的《亲戚之间》、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于德才的《焦大轮子》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达理的《爸爸，我一定回来》、霍达的《红尘》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胡昭的《山的恋歌》、晓雪的《晓雪诗选》、牛汉的《温泉》、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等诗集获得全国优秀新诗奖。李��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长篇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赵玫的《从这里到永恒》、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娜夜的《娜夜诗选》、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等获得鲁迅文学奖。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从社会意识形态回归到审美意识形态、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过程。许多在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作家跟汉族主流作家一样代表国家意识发言，比如李乔、陆地、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虽然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情感具有特定的民族色彩和地域性特征，但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和思想却是时代所共有的，跟政治跟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初期一大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从边疆崛起，他们从本民族现实生活出发，发出对黑暗的“文革”的控诉之声、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改革的呼唤。如乌热尔图的《森林里的歌声》、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伍略的《麻栗沟》等，题材具有独特的民族性，而追求的也是时代的共同心声，表现国家理想信念与时代精神。80年代中期以后，在寻根文学对荒蛮、原始古朴生活的叙述潮流中，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特别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自觉地探究和思索自己民族文化的内涵，在文学中思考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事情，挖掘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主动地从民族文化立场出发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文学题材一步步扩大，文化的多元也促成了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不断创新，创下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辉煌时代。到了9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更注重对具有独特内涵的“人”的挖掘，从个体生命出发解读社会历史，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况。如阿来的《行刑人尔依》、梅卓的《太阳部落》、央珍的《无性别的女神》、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叶梅的《花树花树》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到了新世纪，随着国家对文化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成为创作的优势，为此而带来的文学自觉与文化自信使得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呈现出花团锦簇、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文学的发展也是物竞天择、大浪淘沙，并非所有的求索者都能提炼到文学的真金。新时期以来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立足于本土和本民族文化，而又超越了本土和自我，甚至超越了时代，为此而抵达了少数民族文学前沿，甚至是中国文学前沿，有的作家影响还及于国外。他们是真金的获取者。在此谨结合近年阅读到的部分作品，分析少数民族作家抵达文学前沿的启示，并借此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态势作出粗略概括。 
　　一、民族性的理性自觉 
　　文学是人学。在文化人类学观念中，人是与特定的民族特性、传统基质和文化个性相联系的。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外，其差异主要源自于其所承受的文化熏陶、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因而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最久远、最深层的特质就是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故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优势首先就在于独特的民族性，在于文化的差异性。如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蓝怀昌的《布鲁伯牛掉下了眼泪》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品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走到中国文学前沿的。如果脱离民族生存的土壤，不从饱含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沃土中挖掘素材、提炼生活，那就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与位置。事实上，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文学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不断得到深化的过程。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性追求在新世纪变得更为自觉、更为深入。 
　　如叶广芩在其家族题材中不断开掘，从独特的家族命运中引发对历史人生、对民族文化及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开创出文学民族性追寻的新境界。2012年她出版了由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状元媒》。作品叙述了皇室后裔金氏家族近百年的盛衰荣辱，通过家族及亲戚朋友的命运折射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新世纪走过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金家的坎坷、七舅爷的落难及其子青雨的屈辱、实业家王国甫的痛楚与绝望，人物命运的多舛与国家的苦难融为一体，浓郁的满族文化和京味文化韵味交相辉映，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作品以小格格“我”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叙事，可又不受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局限，采用现代性叙事手法，让叙述者与作者融为一体，使得“我”自如地穿插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地穿插于故事的讲述当中，给人一种似真性的审美效果，体现了作家更为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更加自信的文学理想。 
　　叶广芩的高妙之处就是在小说中将民族性展示融入人物命运史，在家族题材中展示多种人生境遇，传达作家对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人类命运的认识、思索和感悟。果戈理说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页。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充满血和肉，而不是抽象的说辞。比如《逍遥津》着重叙述七舅爷在落魄中的洒脱、无奈和沧桑，其中闪烁着民族性的坚守，而青雨作为一个艺人遭受的凌辱深刻诠释出国将不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具有力透纸背的震撼力。茅盾说：“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离家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意点而给予了我们。”茅盾：《茅盾全集・卷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状元媒》在特殊的民族文化氛围中，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深刻地诠释出来，那百般人生滋味，那深切的家国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赋予作品悠长的意蕴。 
　　再如藏族次仁罗布的小说立足于当下西藏的社会现实，蕴含着独特的藏族文化特色。然而这种特色不是外在的神秘性与奇异性，而表现为民族精神。如《阿米日嘎》生动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性格中与人为善、友好、淡泊宁静等传统因素都受到了挑战，人与人之间因为金钱而互相争斗、猜疑。《放生羊》关注人的灵魂和来世命运，老人年扎购买放生羊，做善事为妻子赎罪，实际隐含着一种劝诫意味，充满着对真善美人生和对传统美德的呼唤，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皈依心理。《界》从人性角度、从生命体验出发阐释宗教文化精神。《神授》真实再现了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亚尔杰离开草原来到拉萨后生活的不适和逐渐失去了说唱能力之后遭受的煎熬。他的作品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在现代生活境遇中思索人及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充满了构建民族文化精神的渴望。万玛才旦的小说《八只羊》《一块红布》《草原》等作品展示了民族性格的真诚、单纯、执著与善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他们以信仰和精神的力量诠释生命的要义、抵制尘世的烦忧，揭开了民族生存发展的秘密。还有李进祥的短篇小说《换骨》，通过换骨习俗反映民间文化的力量和人物的善良、宽容。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潮流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结束，但是寻根文学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新世纪以来，更多作家自觉走进历史深处，激活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如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通过民间说唱艺人晋美的经历重述格萨尔王的神话故事，从人性立场出发展示格萨尔王作为人的普遍性生命体验，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作品采用现代性叙事方式巧妙地通过说唱艺人身份的特殊性实现了神话与现实的对话，使得原本充满史诗意味的内容具有穿越时空的时代普遍性。郭雪波多年来悉心研究草原历史文化，长达七十万字的史诗性巨著――《青旗・嘎达梅林》详尽叙述了嘎达梅林如何被迫辞去梅林职务，为反抗反动军阀政府和腐败王爷开垦草原而走向造反起义的全过程。不仅仅揭开了历史之谜，为英雄立传，为草原游牧文化正名，同时具有现实意义与启示价值。达真的《命定》将独特的藏族传统生活与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历史相交融，叙述了贡布和丘尔吉两个康巴人加入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英勇保卫祖国的故事，展现了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藏族同胞与汉族与各民族同胞们一起团结起来捍卫祖国的英雄壮举。 　　这些作品并不是通过表面的新奇感和民族特色就获得认可的，写风情、写民族文化实际上还是为了写人、刻画人物性格、塑造民族精神。比如《命定》里，贡布和丘尔吉的生活背景是独特的，但是他们所经历的爱恨情仇却是人所共有的，他们都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和汉族官兵一样经受战争的考验和洗礼，还通过丘尔吉的精神纠葛在浓郁的藏族宗教文化氛围中阐释一种大爱情怀和人类意识，将民族题材和战争题材小说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万玛才旦、龙仁青的小说《天湖边的麦子》没有表现高原天湖风土人情的奇异性，而是表现这块土地上的人为耕种麦子进行的生存斗争。种地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物对生活的韧性追寻及将土地与粮食视为命根的农耕思想，构成了对乡村社会生活与生命形态的多角度多层面审视。再如周建新的中篇《平安稻谷》巧妙借助抗日战争期间爷爷的两百袋稻谷展开故事，述说“我”的亲人从抗日到“文革”期间因为稻谷之事而备受磨难，揭开隐藏在乡土中国历史深处的生活细节，展示家国命运、塑造民族精神。既阐释个人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关系，也启示人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存在的根本。 
　　真正的民族性需要在独特的民族性中灌注以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意义，获取人类共通性的内涵。比如阿来就在自己的创作中强调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要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因而他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是独特的，而人物的命运感、人物的情感追求却是人类共通的，他要表现的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活。比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小说题材是独特的，带有西海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可是作者并没有受限于题材的民族性和人物的宗教信仰，而是借助于独特的形象去思考生命和观察世界，饱含对人对生命的理解和顿悟。吉狄马加也非常注重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他说：“我在创作上追求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他首先应该是属于他的民族，属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当然同时也属于这个世界。”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他在诗歌创作中，以诗人的良知，饱含着爱、怜悯、同情和理解关爱自己的故土和世界，书写自己民族的美好人性，深思人类的共同命运，情感和思想具有世界普遍性，达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当然，追求民族性，并不是要求每个少数民族作家，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必须无一例外地书写民族题材。一些缺乏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作家，自觉挖掘出关于生活与生命的一口深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时，并不是要求作家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采取一种开放的民族性态度，不但具有自觉的民族文化精神，还要有作为中华民族主人翁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气派，具有心怀天下的气魄和胆识。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通过作家个人心灵的呼唤抒发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敬爱和怀念之情。阿尔泰的诗作，既有草原之子的独特体验，也有中华儿女的宽广胸怀，在草原情怀中体现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布赫的《布赫诗集》生动再现了作者走过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一篇篇生活乐章描绘出中国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生动画卷。格桑多杰的诗，题材不一，但都洋溢着高原诗人真挚浓郁的情感，充满了对民族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铁木尔・达瓦买提的诗，无不浸润着诗人对故乡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尊重和理解。开放的民族性、深切的家国情怀以及人类意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