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读才是好文章

 　我拿出三个整天的时间，集中阅读庞伟华先生即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付梓的散文书稿《梦里人生》。边读边为作家执着的文学追求和出色的创作才能感到由衷钦佩与激赏。及至掩卷，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重新投向书中的文章《无奈的适应》，这时，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与伟华及这篇作品相关的一桩往事。 
　　一九九�年代前期，我在北京主持中国石油文联的大型文学刊物《地火》。从促进行业地方文学交流与互动的目的出发，我们与隶属河北作协的《散文百家》杂志联手，搞了一次面向全国的散文征文。当时任职于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宣传部门的伟华兄，就是以这篇《无奈的适应》参与了那次征文。由于这篇作品写的是“我”与苍蝇的一场“大战”，其中多有关于苍蝇的直观描写，所以作品在《地火》刊物出版后，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记得在征文作品的评审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善意地指出，苍蝇是世间极丑恶的东西，《无奈的适应》用太多的笔墨写到它，无形中影响了自身的美感。我敬重前辈学者的认真和坦诚，但对他的这一见解，却不那么认同。在我看来，散文作品的美丑高下，常常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现实生活中的苍蝇，固然是污秽和讨厌之物，但如果出现在作家特定的艺术构思之中或审美评价之下，照样可以产生积极的主旨和深刻的意义。在这方面，古今中外一些以苍蝇为描写对象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名篇佳作，足以充当证明和借鉴。而伟华的《无奈的适应》，应该就是沿着这条化丑为美的路子走下来的。你看，这篇作品里的苍蝇嗡鸣乱飞，无孔不入，可恶至极，但它们亦有自己特殊的存活之术――总是栖身于崭新洁白的居家墙壁，这便使原本痛恨苍蝇的家庭主人，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从心理到态度的变化：由除恶务尽到投鼠忌器，再到无可奈何，直到和平共处。显然，这样的描写已经冲破了生活具象的限制，而发散出明显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它开启了读者联想与思考的空间，有利于他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形成不同的认知与感悟。 
　　在那次征文活动中，《无奈的适应》最终得了何种奖项，早已漫漶不清。我能记住的是，在山东东营召开的颁奖大会上，我代表评委会做获奖作品讲评，曾专门谈到《无奈的适应》。对这篇作品所传递出的那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精神内涵，给予了力所能及的阐释和毫无保留的肯定。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应邀前来参加我们颁奖大会的嘉宾，时任《人民文学》编辑室主任，后来成为该刊主编的著名诗人、作家韩作荣先生，竟也十分欣赏《无奈的适应》。他在接下来的授课中，赞许这篇作品不乏现代意味，认为作者具有生活的敏锐性和阅读的广泛性，写出了一般人不容易写出的生活命题与精神现象。应当说，这是文心的相通，当然也是伟华的幸运。 
　　从那时到现在，中国文学经历了二十年的风云变幻。只是重读《无奈的适应》，我们仍能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发人深省的东西。这说明，这篇作品是耐读的，是经得起岁月淘洗与时光检验的。而能够穿越历史隧道的耐读，正是一切好散文的重要标识。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伟华的散文创作而言，耐读并非只是某一篇作品的特性，而是一种风格层面的追求，一种品质意义的锤炼，一种整体效果的呈现，是作家努力成为“这一个”的突破口与攀援线。以下我们不妨就此切入，对伟华的散文世界做一点简略的透视与分析。 
　　如众所知，散文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其最基本和最常见的特征，在于它是作家以个人经验和个体感受为基础所进行的真实叙述与真诚表达。这便意味着散文作品的耐读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从记忆储存与表象积累中选择和撷取了什么？即这种选择和撷取是否承载了有意义或有意思的社会投影与人性元素？伟华显然懂得此中要义。他笔下的一些篇章较好地切入了生活与生命的矿脉，进而显示出取材的谨严和题旨的丰腴。不妨一读《生命的原点》。这篇作品由国人的衣食住行说开去，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社会在这些方面所经历的奇妙的价值重构与观念轮回，揭示了一条发展的铁律：“无论人生在浮世间做怎样的演绎，它最终都必然要重新回归――回归自然，回归原点。”这对于习惯了做物质的加法乃至乘法的人们，自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值得仔细品味。《苦菜吟》围绕作家与苦菜的缘分展开笔墨，依次讲述了“我”童年时初尝苦菜的以苦为甜，少年时挖苦菜度日的悲苦艰辛，青年时用苦菜治好疾病的意外惊喜，以及近年来因苦菜重现身价却又日渐稀缺所产生的种种感慨与忧虑，所有这些，化作摇曳多姿的艺术镜像，发散出斑驳的历史光晕与深邃的人生至味，让人禁不住品读再三。《生命的敬畏》《生命的感动》《母亲的身份证》等篇，均从不同的角度触及到死亡的话题，但作家无意作抽象的议论，而是紧扣具体情境，突出了自己的情感波澜与生命体验，以此强化作品的召唤性结构，其结果是调动了读者的自主参与，使他们获得了多种启迪。 
　　在有些时候，伟华的散文并不追求事件的独特和场景的奇异，而是坚持以从容沉静的笔调，讲述寻常的生活景观与平凡的个人经历。不过，这样写成的作品仍旧意蕴丰饶，幽趣沛然，引人细读，耐人咀嚼。而此种效果之所以产生，应当得益于作家目光的内敛，精神的沉潜，以及他善于在寻常之中见高蹈、平凡之中见奇崛的能力。请看《放飞的尴尬》。该文聚焦“我”在自然保护区看到的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它们的生存条件也许算得上优裕，它们的风神仪态也许称得上优雅，它们已经学会了适应观众，甚至学会了配合乃至讨好驯养者，按他们的指令做放飞表演。然而，目睹这些，作家却感到了心灵的幻灭：“这是扶摇九天的仙鹤个性吗？这是超尘绝世的仙鹤雅好吗？此刻，让我想到了贵妇手牵着的乖巧的驯服，想到了爵士音乐下红粉知己的矫情！我说不清是人类呵护的手掌抚去了丹顶鹤的仙气，还是丹顶鹤安于呵护而失去了秉性和灵动。”正因为如此，当奉命表演的丹顶鹤，一飞冲天，渺无踪影时，“我”却感到了由衷的释然。因为它说明大自然的野性永远不会被人类所改变。这样的作品意涵无疑发人深省。《大山的幌子》写了作家一家和朋友一家的山野之旅：四位采摘者在绿色的怀抱里，兴致勃勃地采摘野菜。就在他们一路频频收获，即将满载而归时，却突然被确切告知，所有的收获都是大山的幌子、野菜的赝品，人吃了会中毒。刹那间，四位采摘者无疑沮丧至极，但接下来作家却别有领悟：现实生活中真伪混淆的岂止仅是野菜？面对形形色色的真真假假，人们须保持头脑的高度清醒。显然，这样的篇章言近旨远，足以让读者在自由联想中品咂不已。 
　　在散文疆域里，作品的耐读性有时还同作家的艺术构思和行文表达相联系。也就是说，恰当的、新颖的、巧妙的构思与表达，可以使作品更经得起一再回味与仔细消化。在这一维度上，伟华的散文同样不乏成功的例证。譬如，《有一种动物的灭绝将不会载入史册》《千里马相伯乐》二文，分别写了虱子在今天的消亡和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按说都是老现象或老话题，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构思大胆引入了逆向思维――由虱子的灭绝说到了物种的减少和生态的失衡；由“马相伯乐”说到了当下被扭曲的人际关系，所以通篇作品便别开生面，启人遐思。《家有“貂蝉”》《死亡之舞》和《目睹一棵树的死亡过程》，或写宠物生活，或写斗牛表演，或写病树谢世，对象虽然不同，但同样有一种环环相扣且层层递进的逻辑力量贯穿其中，它们把摇曳多姿的场景逐步推向作品最终的题旨，而一种意味的深化和阅读的磁性，亦由此相伴而生。此外，《生命的奔跑》《拳王争霸随想》《鹰》《会表演的海豹》等篇，均娴熟地运用了拟人、象征、隐喻等手法，其生动鲜活而又蕴含丰富的形象与画面，无疑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耐读性。 
　　我与伟华做朋友二十余载，虽无缘共一城风雨，但心灵与志趣却始终是相通的。今值伟华兄散文新著出版之际，我遵作家之命，先睹为快，并写下上述感受，一方面表示祝贺，一方面作为交流。但愿自己笨拙的笔墨能够不辱使命。是为序。 
　　甲午仲夏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