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 到影像：电影《霸王别姬》 的文学改编

 v摘要：电影《霸王别姬》是根据作家李碧华同名原著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是第一个获得法国戛纳世界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中国电影，更是华语影坛的一面旗帜。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既努力保持了原著小说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又通过影像加强了文化命运和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戏剧感，用影像重新讲述故事，建立新的人物关系，揭示了比小说更深刻的生命哲理。 
　　关键词：《霸王别姬》;文学改编;影像化表达 
　　《霸王别姬》是中国戏曲京剧的经典曲目，原名为《楚汉争》，后更名为《霸王别姬》[1]。该剧讲述了楚汉战争中，西楚霸王项羽在与刘邦的争战中被围困于垓下，四面楚歌，项羽怀疑楚军都已降汉，于是在营中与虞姬饮酒作别。虞姬自刎，项羽杀出重围后迷路，至乌江边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遂自刎。 
　　1981年，香港作家李碧华为电影导演罗启锐写了电视剧剧本《霸王别姬》，拍成2集电视剧播出。1985年，该剧本经作者修改后，以小说形式出版。1993年，导演陈凯歌根据李碧华和编剧芦苇共同改写的电影剧本制作的电影版《霸王别姬》。小说和电影版的《霸王别姬》与传统戏曲不同，其故事核心是以戏中戏的形式讲述了两个伶人一生的坎坷与悲欢离合，戏曲《霸王别姬》既是两人情感发展和命运推进的主线，又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形成强烈的角色呼应，在艺术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尤其是电影，在小说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艺术改造，获得了国外多项大奖，在改编的再次创作中，用影像化语言丰富地呈现出社会发展中时代的更替、命运的无常和人物的努力抗争。 
　　一、故事结构的改编 
　　小说与电影的故事时间均从民国开始，到新时代结束，讲述了程蝶衣和段小楼两个伶人悲苦的人生和二人之间纠葛纷争的关系。小说采用了线性叙事，从小豆子和母亲艳红在天桥看戏班卖艺开始，至程蝶衣与段小楼在香港的空戏台上回首过往，之后离别，故事虽是悲剧的结局，但却是开放式的结局;电影则采用了倒叙、插叙的手法，以两人重回舞台开场，至两人重回舞台结束，仍然是悲剧结局，却以程蝶衣幻化为虞姬自刎于霸王怀中结束，结局更加悲壮，故事悲剧性骤然加强。正是因为的结构变化，在两人一步步从黑暗中走上舞台，又在舞台那一束光的照射下，两个渺小的、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的生命，尤其是程蝶衣的执著和岁月的削蚀都在那黑暗与光影中深深地打动着观众。 
　　二、人设的变化 
　　关于人设，《霸王别姬》的电影也在小说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调整。与原著相比，首先是程蝶衣母亲这一角色。小说中艳红将小豆子交到戏班，签了生死合同后，与小豆子不舍地告别，还要再叮咛分吃糕点的事儿，之后是一长段的回忆――母子两人相依为命，为了能养活儿子，她不得不当了暗娼;电影则对艳红这个人物进行了简单化处理，仅仅交待了她妓女的身份，在她离开后，戏班孩子们嘲笑衣服是“窑子里的东西”，小豆子愤而烧了母亲留给他的衣服，强化了小豆子对“妓女”身份的憎恨，奠定了他努力与“妓女”――包括母亲艳红和菊仙――保持疏离关系的决心和愿望。 
　　其次，在小豆子对自我身份从“男儿郎”到“女娇娥”的认定上，增加了小石头角色的重要性。小说中拿烟斗逼迫小豆子将唱词从“我本是男儿郎”校正为“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人是关师父，而电影中的权力主体换成了三个人：教戏师父、戏班班主关师父、师哥小石头，前两次的校正都以失败告终，小豆子坚决不改口，最后小石头将师父的烟斗塞进小豆子的嘴里，小豆子含�I改口。这一人设的改动，暗示了小石头与小豆子之间特殊的情感，以及小豆子对小石头的情感依赖和心理认同。与小说原著相比，这样的人设处理得极其巧妙，使人物个性与复杂的人性交织在一起，同时爱恨交织，故事的戏剧性更加突出。 
　　再次，小说中被蝶衣看到想要捡回来的是个女孩子，关师父没有允许，小豆子放弃，小四儿是小说后期出现的另一个独立人物。小说中被弃的女孩是程蝶衣的一个写照，从倪府走出来的小豆子想到自己被母亲的抛弃、被生活的抛弃，内心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无限的同情。而师父没有允许小豆子将孩子捡回去，也预示了孩子和小豆子相似的悲惨命运。电影的改编则更加注重人物的连贯性，电影则将两个孩子的身份融为一体，被程蝶衣捡回来的男孩后来成长为小四儿，成为与程蝶衣和段小楼命运的又一个操控者和时代的悲剧人物。小四儿本应是程蝶衣精神和技艺的传承者，但他却成为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反叛者，这是又一个反抗成功的程蝶衣的幻影。 
　　最后，菊仙这一人物在小说和电影中的不同。程蝶衣与菊仙的不相立在小说中已叙述充分，但在具体的场景表现上，电影的影像却分明更具有震撼力。巩俐和张国荣的非凡演技加强了两个角色之间力量的较量，也将人物内心的复杂尽现于荧幕之上。演员本身在角色上的创作是小说原著不可及的地方。 
　　三、影像化的表达 
　　电影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借助不同的语言进行表达。文字的表达更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而电影的表达则完全是通过视听语言进行表现。在《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中，影像化的表达取得了非凡的视听效果，从而高度超越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 
　　（一）电影中增加的新意象 
　　风筝是电影中增加的一个新的意象。练功的间隙，孩子谈论着各自的理想，一直想逃走的小癞子分明听到外面“冰糖葫芦”的叫卖声，禁不住诱惑想逃出去。他在门缝里看到外面有一大堆风筝并打开大门，戏班的孩子们禁不住乱做一团，小癞子和小豆子趁乱逃跑。电影中风筝被紧紧地牵着而非在空中翱翔，这一意象深刻指向了小癞子、小豆子和戏班里的小学徒们的命运如这些风筝一样，分明都是有翅膀的小鸟，却被困在戏班这个大大的笼子里，飞不起来，飞不出去。 
　　剑则是电影中突出表现的另一个意象。这把剑象征着程蝶衣对段小楼的一生衷情：小豆子在张公公的府中承诺终有一天他会把这把剑送给他的霸王;蝶衣为了得到剑屈从于袁四爷。蝶衣被抓，菊仙带着剑找到袁四爷，让他去救人，蝶衣被救后再次将剑给了小楼;段小楼被逼揭发程蝶衣，并将剑扔进火里，菊仙舍命从火中捞出交给蝶衣后回家自尽;最后，两人再次扮相霸王虞姬同台演出，程蝶衣拔剑自刎。每一次剑从蝶衣手里送到小楼手里，都溢满了蝶衣的深情;但每一次小楼与蝶衣的决裂，都有剑的出现。自古宝剑配英雄，程蝶衣的赠剑，明确表达着他对段小楼的痴情，却一次次被伤害。剑作为两个男人之间的信物，其象征意义绝对完美。编导芦苇说：“说到那个剑，这个小说里没有，完全是因为电影的需要。电影需要贯穿台词、贯穿行为、贯穿道具――小说里要是没有，编剧得自己找。”[2] 
　　（二）影像化的人设 
　　电影与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小说是通过想象性建构，完成对故事的叙述，而电影则完全建立在具体的影像基础之上。在小说《霸王别姬》中，作者述及的主要人物程蝶衣和段小楼在历史的大潮中不断成长、挣扎、反抗，我们是通过文字和想象来感受的;而在电影当中，则需要具体的人物和他们的表演来支撑这种变化，因此，电影中有三对程蝶衣和段小楼，从少年到青少年，电影通过河边练功的冬夏转场，进入两个主角的另一段人生;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转场，是通过照相这一情节的衔接来完成的，真正的主角――由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和由张丰毅扮演的段小楼正式登场。这三组演员的调度和调整，为我们完整地、流畅地铺设了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完美地演绎了不同时期人物的性格发展及命运走向。影像的具体化使人物更加可感，加之多位演员对同一人物的准确阐释，使人物更加鲜活、生动。而程蝶衣的扮演者张国荣也因为这部电影在世界影坛知名度大增，程蝶衣也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人物形象。 
　　小说《霸王别姬》出版后在香港曾引起了出版热潮，而电影《霸王别姬》更是在世界各国引起了一致好评。除了以上关于人物设定、意象运用和影像化表达方面表现出的独特性之外，该部电影在人物命运的深刻性上也远超同时同类型作品，在恢宏的历史场景中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矛盾挣扎和对命运的不可知、不可控、不可逃避，以艺术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命运、人与人性等本质主题，以电影的形式将抽象的意义通过具象的影像表现出来，使电影的艺术魅力达到了一个高峰。 
　　参考文献： 
　　[1]该剧在豫剧曲目中名为《困乌江》，又名《十面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