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外 庐的“早 期启蒙说”

 　摘要：侯外庐依据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启蒙运动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证了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具备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思想上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早期启蒙说”的提出超越了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来自外部刺激的学术偏见，发掘了中国社会内部要求变迁的因素。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了封建等级制、科举制等，其思想意识中颇多对自由等现代性价值的向往。由于不充分的社会条件，他们的自由思想虽具有现代意义，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关键词：侯外庐；明末清初；早期启蒙说；自由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5-0123-06  　　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即高扬人性，反对神性，强调人生目的就是追求现实幸福。此后欧洲爆发影响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猛烈批判封建专制，自由成为口号：“我愿自由而生，自由而死。”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光明和智慧。康德指出启蒙运动除了在所有事情上具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外无需别的东西，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的自由权利的价值，“人是生而自由的”，并在政治、经济、法治等方面兴起了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理性等思想原则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  　　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和社会运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观念的革新，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否有社会变迁因素？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仅仅是外部冲击的结果，其自身内部是否有直接渊源？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启蒙运动的一般论述，在总结中国历史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说”的学术观点，用以概括16―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思想观念变化的实质。  　　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  　　侯外庐有关明末清初“早期启蒙说”的提出和论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理论根据。一是始终贯穿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先解释“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精神生活过程，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还相互影响。注重社会与思想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他强调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史的特点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早期启蒙说”的提出就是以明清之际社会历史的变化为基础的，通过研究他发现明清之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历史的变化在明清之际的思想中有明确反映，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出现了对自由、民主等启蒙主题的追求。二是结合启蒙运动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特殊情况。列宁认为启蒙运动主要有三个特点：人们对于农奴制度、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追求民主；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愿意促进农奴制度的废除。侯外庐认为中国早期启蒙也不例外，但他并未简单将其套用于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而是将社会历史的分析与思想的变化结合起来，尤其注重挖掘中国早期启蒙的独特特点。他通过理论与历史资料结合，论证了明清之际思想与社会变迁的实质即是中国早期启蒙时期，即中国在16至17世纪之交，“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早期启蒙思想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  　　其次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确与西方刺激有很大关系，但侯外庐认为并不完全是西方的影响，也有内在动因，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现代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从16世纪以来，中国虽“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不能就断定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既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又无法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南沿海等地区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嘉靖年间形成了很多人口集中的江南市镇，商业货币关系、土地私有制获得很大发展。为了适应土地商品化趋势，明代实行新赋税制度“一条鞭法”，清代实行“摊丁入亩”。但是土地商业化的程度还无法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二是东南沿海等地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城市手工业、商业和都市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三是沿海、内地各省的商人参与海外贸易的越来越多，嘉靖到隆庆年间，不仅沿海地区的商业资本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内地川、陕等地商业资本也参与贸易活动。这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这种萌芽并没有冲破旧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虽然在16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导致中国社会的变化明显“落在世界风暴之后”，并没有如西方那样成为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家思想中有明确反映，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潮。“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16至17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首先，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抨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土地国有制，传播“土地平均”的要求和“自由私产”的主张，反对地主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政治法律上的束缚与科举制度。其次，他们重视教育、自治和自由，如顾炎武等人主张地方自治，黄宗羲等人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东林党提出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他们许多人已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如李贽就与1600年到北京的利玛窦有很多交往。再次，他们同情农民的利益，如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提出“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也”及“平均授田”等主张，展现出一定的初期民主思想。  　　侯外庐指出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是历史的觉醒者”，按“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体现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但在他们“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在他们的思想中常保留着新旧矛盾的内容。戴震等18世纪的思想家延续了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理学的批判。自19世纪初叶开始，中国学术思潮发生剧烈变化，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思想大规模输入，中国思想开始加剧现代转化，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成为主流。 　　二、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因素  　　对自由等现代价值的追求是启蒙运动的突出特点，对早期启蒙思想家自由思想的深入挖掘，可以丰富、拓展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论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展现出一定的政治自由思想。王夫之怀疑君臣之义，指出“为天子防其篡夺，情系于此，则天下胥以为当然，后世因之以无异议”。他的《噩梦》等著作，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他认为封建经济剥削，完全是立于“民之有生理”的反面。他要求“惩墨吏，纾富民”，认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应当允许人们自由参加商业活动，“故家大族”应变作商人阶级，“墨吏猾胥”的经济剥削是违反自然的：“率天下养百官而不足，纵百官食天下而有余，此何异饥鹰以攫雉兔乎！”从而主张厚民生，反对操细民之生命。黄宗羲受东林党自由集会和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很大。《明夷待访录》中，他对封建君主猛烈批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确表明君主的危害：“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整个官僚制度的作用不过是镇压、统治人民。《原君》《原臣》《原法》等篇的民主主义色彩尤其浓厚。侯外庐称赞《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  　　其次通过对人性中私欲合理性的承认，展现出追求个性自由思想的萌芽。人性上，王夫之提出“理欲合性”说，主张“有欲斯有理”“理欲皆自然”“理寓于欲中”等，充分肯定人欲。“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天理与人欲本质上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因此，“惩忿”“窒欲”、抑制欲望是对人类个性发展之妨碍。他主张“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用”，导欲于理，由不合理至于合理。他还指出“吾惺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理、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使私欲得到承认，也必须谨守天理。这类似西方自由观中的“群己权界”，即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王夫之力图采用“均平方正之矩”的平均主义原则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具备初步的“人权平等”的思想。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顾炎武认为自私心是人之常情，“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具有个人解放意义。